陈启新建言大明三大弊，有一条是废除科举，有人说这条惹了众怒，以致陈启新被轮番纠参。但也未必，主要还是陈启新没表现出黑马的实力，这就成了幸进之徒。
象陈启新这样的草民，伏阙上书，风险太大。多半锦衣卫就把你弄死了，上书根本达不到御前。姜埰是三甲进士，触怒崇祯后，崇祯将他下诏狱，严刑拷问，没拷出什么，崇祯居然下密旨，令锦衣卫指挥使骆养性，将姜埰密秘处决，骆养性不敢，天启年间虐杀忠臣的几个前任，都没落了好，于是骆养性居然将崇祯的密旨顶了回去，说姜埰如果有罪，大可明正典刑，陛下这般处治，叫臣日后如何自处？
所以，中了进士，连锦衣卫也不敢如何你，如何你，就是迫害高级知识分子。而若是草民，厂卫把你弄死，也就弄死了。所以草民伏阙上书，风险太大，很少有人这么干，大家的脑瓜都很正常。
陈启新伏阙上书，也是有背景的，不是乱伏阙。据《信今录》载，陈启新，在京考武进士，三科不中，滞留在京，开古玩店为生，有个老太监经常去店里玩，估计老太监可能占了股，不然没人罩着，在京师开店很难混。有一次老太监对陈启新说：皇上厌薄科举，恨外廷无启其端者，你何不借此一搏？
陈启新说：我是草民，做不了这样的事。老太监说，此事正要由草民来做，那些官儿都是科举出身，又岂能上书请废科举。于是陈启新才敢做这件事，还有一条，身体要好，一般人跪三个小时也受不了，何况在正阳门跪三天，陈启新是武举，身体没问题。
陈启新请废科举，动机不纯，实力不足，被重用后，再也无所建言，成了幸进之徒，才被叮得满头包，如果他能有所建言，那帮御史对他也无可奈何。崇祯十分维护陈启新，凡是攻击陈启新的，一律治罪，奈何他太不争气，武举出身，可能和后世的体育类高考生差不多，文化底子太差，无所建言。
陈启新后来请假回家，姜埰说陈启新居家不法，崇祯听了大怒，命抚按穷治陈启新，陈启新居然逃了。但当时的漕运总督是史可法，史可法说陈启新家里很穷，如果逮治陈启新，从他家搜不出银子，如果如实上奏，那些弹劾陈启新的御史又要倒霉，便将此事冷处理，也没去搜逮他，明亡后，陈启新毕竟是受过皇上大恩，只得跑到华山为僧。
总而言之，想成名，要跟据自身的学历（中没中进士），身体情况（挨不挨得棍子，耐不耐得跪），家庭情况（允不允许将婊子纳进家），综合分析后，再设计方案。
但是，作诗习字，不是成名之道，而是反过来，当你成名后，你不是书法家，也是书法家了，不是诗人，也是诗人了，明朝的这些大臣，许多人都挂着个书法家，散文家，大诗人的头衔，就是这种情况。反之，无名之辈，哪怕诗赛李白，书法赛什么之，也不成，没人捧。李白死了一千多年了，一千多年来，竟没出过一个超过李白的诗人？肯定有，还不止一个，但都没埋没掉了，没人捧。
是名气成就了作品，而不是作品成就了名气。
此时在仪真寤园做客的阮大钺，便是公认的，传奇与戏曲大才子。阮大钺是大奸之人，拔高这种人的作品，更显得评判者实是求是，不因人废作品。比如后世有个家伙曾将阮大钺说成：有明一代唯一诗人。以示自已在评判文艺时，眼光独具。
这时，郑元勋还在说教，孙良鸣已听得不耐烦，他道：“成名之道，除了中进士，挨板子，纳婊子，还有一道，便是结社，我兄可有意于复社乎？”
郑元勋道：“复社两千生员，你我这般，便是入了复社，也不过寂寂其中，且结社之举，恐招不测之祸，树大招风，盈则生亏”。
当时江南有结文社之风，官宦人家的妇女也相互结些诗社文社。复社由许多文社集合而成，已成庞然大物。复社壮大的手段是科举，复社的复，就是复读的复，一次考不上，复读再考。
秀才考举人叫乡试，复社秀才参加乡试，取中率达百分之七，而平均为百分之二三。于是复社便风行起来，在复社的老窝，苏州常州，盗匪船上打着的灯笼，上题复社二字，没人敢查。科举成功，是复社壮大组织的手段。去年，即崇祯七年，会试，取中了300名进士，其中复社成员30人，占了一成。在崇祯时期的会试当中，产生15名状元，榜眼，探花，其中有九人是复社成员。
复社的科举之路之所以较为成功，一是复社里有名师指导；二是书荐，也就是走后门。江南几府乡试时，复社领袖会给考官写信，说明有哪几个人，必须要取中。这些考官或畏于复社的声势，或本就是复社的人，便通同作弊。
有一次，考官将复社举荐的的三份卷子，连夜递给复社，说这水平不成，复社便连夜组织写手，另做考卷替换，结果三人都被取中。在写给考官的信中，复社经常用这种语气：（如果我们举荐的人不能登榜）此举不唯负士大夫，并负张天如矣。
张天如就是张溥，复社的缔造者，《五人墓碑记》的作者，崇祯四年进士。此人后来还操纵了周延儒的复出，也就是决定了国家总理的继任者，周延儒复任首辅后，自然对张溥言听计从。而张溥今年不过33岁，他四年前中进士后不久，父丧，丁忧回家，现在还在苏州领导复社。
郑元勋说，参加复社，恐有不测之祸，是有依据的。
此时，郑元勋与孙良鸣，已坐在水榭之中晤谈。一个仆人穿过曲折的廊桥，走了过来，他来到近前，将一本宽大的书藉放在石座上，便躬身退下。
孙良鸣取过那本书，见封面上是：《园治》。作者是计成。他笑道：“计无否也刊书了，我却不晓得”。
郑元勋道：“去年的事，便送兄一册”。孙良鸣道谢。《园治》在清代失传，晚清时由留学生从日本带回抄本。
郑元勋接着道：“仪真汪士衡，有个族兄汪士楚，名下有处荣园，南京的诸路大僚常去宴饮，这一来，仪真知县姜埰便要相陪，以致姜埰说：我为汝家守门吏耶？不想那汪士楚生性胆小，闻言居然将荣园拆了大半。这汪家族兄弟，说起来，还花过几千两，捐过文华殿中书舍人的衔，又做得了什么使，唉，这便是有财无势”。
孙良鸣关切道：“汪士衡那处寤园如何？”
郑元勋道：“你知如今谁在寤园？”
见孙良鸣摇头，郑元勋道：“阮大钺”，他又道：“再说，寤园，南京石巢园，与我这影园，一般皆为计无否所创，真有那一日，他也不敢拆了寤园，这岂不是将毁弃名胜的罪过安在了一县父母头上”。
孙良鸣道：“世兄也不必担心，就冲这吴昌硕题的字，钱谦益评的诗，区区县官，焉能奈何我兄。汪士衡那族兄弟也见过，甚是村鄙，若是肯结交些，他那处园子或不会被官府这么地打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