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80年代，那是李泽厚所谓的“理想、激情和希望的年代”，下海经商、著书立说、写诗言志，以文会友、泡妞，所有理想在经历过压抑后，慢慢复苏。
我听我父亲说那时校园里公园里荒山上，读诗会搞得轰轰烈烈，理想、把妹两不误。
那时流行“先锋”一词，最后不少电影人、艺术家不幸整成了“先疯”。每个时代都有先锋，因为每个时代都有人站出来对固有传统说伸中指，再试图建立新格局。
我喜欢先锋电影，比如戈达尔、特吕弗、夏布洛尔这些**潮人精的杰作，可光影情节的滥觞最初不是来自他们，而来自桥边镇。
我记得镇上的电影院非常小，只容得下不到一百号人，放电影的崔老伯养了一只两个眼睛不同颜色的赖皮猫。他运筹帷幄，掌管电影院的一切，从卖票到放映一条龙服务。
崔老伯什么都喜欢催，进场慢了催，退场慢了催，电影还没打字幕就催着断片，常常被观众骂，咒这个死老头儿是不是急着去投胎。
唯一一次逞能是他打死了一条入侵电影院的蛇。当时电影院正放《人蛇大战》，一条菜花蛇收到同类的SOS信号，爬到一女生腿上玩耍，这女生以为旁边的男朋友在摸大腿，撒娇说你这坏蛋怎么这么心急。
他男朋友莫名其妙地说，心急个鬼。
这女生一看腿上……
“啊！”只听见一声刺耳的惊声尖叫，随即大喊喊“电影院有蛇”。个个跟被打昏了的兔子似的四下逃窜，只有F4坐着岿然不动，津津有味地看电影，心想大人的世界没法理解，不就一条蛇吗，这玩意儿我们缠在脖子上当围巾玩。
崔老伯二话不说，提起蛇尾巴抖了抖，那蛇便一命呜呼。
所以，崔老伯的一条龙服务缩水成了一条蛇服务。
但骂是骂不死他的，他照样催，跟催命似的。本来大家劳作了一周到电影院放松一下，却被催命，谁来都不高兴。
电影院门口的小黑板提前预告下周的电影，主演的名字也会写上。我们最期待林正英的僵尸片，缠着大人给零钱买电影票，一毛钱一张，座位随便坐。
耿浩最积极，不吃饭晚饭去抢座，抢到最好的位置都让给卢泽汓，因为他矮，坐后边只能看人家的后脑勺。
僵尸片相当给力，看得人欲罢不能，看完后崔老伯总被观众骂，不是因为他催命，而是因为僵尸片让他们晚上睡不着觉要做噩梦。
崔老头儿这时喊冤了，说我就靠了，我又没强迫你们看，看爽了反而找我的茬了。想想不是没有道理。
我们看完僵尸片不过瘾，便跑到我家里让我爸讲《聊斋志异》中的《尸变》的故事，讲了几百遍都没听腻，这故事经过我爸的口，像有魔力般被赋予了新意。
四个人靠在一起聚精会神地听，全程无尿点。偶尔窗外的甲虫飞进来碰灯上晕死后在地板上撞出响动，把我们吓个半死。
我爸一边讲述一边形象地做出僵尸的姿势和神态，以至我们确信不疑，那种嗜血的古怪生物一定存在。加上被甲虫的动静吓的，听完故事后基本人就全死了。
他们仨怕得瑟瑟发抖，呆坐着不敢出门，只好留宿在我家过夜。四个人挤在我的小床上玩僵尸的游戏，一个人扮演僵尸，三个人拌人。人用被子捂着，僵尸要想办法咬到被子下的人。
这游戏真他妈的弱智，但我们常常玩通宵，天亮了才横七竖八地睡去，我妈再给我们盖好被子。
后来电视普及，再加上催命的崔老伯终于把自己催进了棺材，电影院便荒废，成了二流子赌博酗酒和情侣打野战的场所。
那时在电视上看《地雷战》《地道战》《铁道游击队》《鸡毛信》，一样废寝忘食。看完之后F4做梦都想当电影里面的小英雄，捉几个日本兵来玩玩。在做“抗日英雄”的游戏时，“日本兵”们拿着木头做的机关枪，口中年念念有词，什么“花姑娘地有”“哟喜哟喜”，均愿自电影里那些凶狠的日本兵。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逐渐告别了“唐·吉诃德时代”，开始试着思索一些问题，比如，日本人真的那么蠢吗？一思考，更多问题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了。
再后来，VCD机兴起，镇上有了出租光碟的小店，看《终结者》《侏罗纪公园》《大白鲨》《星球大战》《异形》《教父》，当然，经典的三级片《卿本佳人》《蜜桃成熟时》就不用说了，算小镇青少年的必修课。
越往后，看的电影越有深度。科波拉、库布里克、格拉西莫、昆汀、林奇、希区柯克、黑泽明、伯格曼……一方面娱乐电影不丢，纯粹的文艺片也更多地涉猎。
到大学时，选修了北京大学的一门影视理论课，那老师是个文艺老年，讲课诙谐幽默，常喝完酒来讲课，一边打臭饱嗝一边在台上论古博今，电影内外，人生艺术，均被他融会贯通。
但搞不清他哪句话是疯话哪句话是正常话。这老愤青说：“你们这些学文科的书呆子与其老老实实读四年书，不如看四年电影更有益处。”
于是，在宿舍里我跟袁正、杨尘君常猫在一起看电影，基本到了每周四五部的节奏。算上小电影，大概每周20部的样子。总体来说，看国外的电影多，国内导演碍于种种原因，能拿出手的没有几部。
大四刚开学，一位叫杜锋的牛逼哄哄的青年导演拍了一部叫《深井》的描述矿工生活的写实主义电影，我跟袁正看完后惊呆了，想不到中国青年导演中还存在这么劲道有血性有灵魂有深度的导演。
我们猜测这片儿会火，这导演会红得发紫。果不其然，不到一个月便传来《深井》获得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的消息，杜锋顿时成了各大媒体的焦点。
之前，除了第五代导演陈凯歌的《霸王别姬》，还没有华语影片获得过这个殊荣。一个不到40岁的年轻导演能征服戛纳电影节的评委，自然备受关注。
杜锋异常低调，每每出席活动都走个过场，不接受任何私人和媒体的访问，头发遮着额头，头埋得很低，怕见光。
他始终神秘莫测，媒体从来没有做到过他的专访，都是旁敲侧击，通过他身边的人获取他的资料。
这个从电影学院导演系毕业的高材生，上个世纪80年代末“先锋”了一次，犯过错误，难找工作，便蜗居于地下室，一边当服务员刷盘子，一边用摄像机拍些小电影，这摄像机是他勒紧裤腰带从牙缝挤出来的。
他拍的小片儿故事离奇曲折，且发生在底层普通人身上，比如单亲妈妈被人贩子拐卖，讨薪民工为了三百元从GuangXi上访到BeiJing。
他讲的故事充满了现实追问，透露出惨淡却不乏信念的气质，镜头充满了无奈、虐心的气氛，极富张力。
他将这些短片放到网络上，点击率惊人，遂引起公众注意。一位较有眼光的制片人瞄准了他，投资让他拍了第一部长片《深井》，想不到一鸣惊人，在戛纳电影节上斩获金棕榈。国内各大媒体卯足了劲儿鼓吹这位新锐导演。
当年的大学生电影节杜锋成了最闪亮的嘉宾，他不传绯闻，走红地毯不摆POSE，却吸引着最多的镁光灯。
我被《潮》杂志安排到电影节上采访，做专题报道。
在入场仪式上转了一圈，发现红地毯上的个个卖弄风骚，无演技、无情怀、无深度，不是我的菜，没有丝毫采访兴趣，索性跑到冷餐会上狂吃一顿再说。
埋头吃得最嗨时被一个声音叫住了：“你怎么在这里？”
抬起头，只见穿着一身黑色礼服的陈菲站在面前，化过妆，五官更加精致，却难以掩盖眉宇间那股刁蛮任性的气质。
不用说，娘炮小跟班白宗泽站在她身后，穿着一身白色西服，领口打了个蝴蝶领结，头发梳得油光水滑，可当镜子用。
当时我吃相狼狈，嘴角还沾着番茄酱，一抬起头，陈菲忍不住噗嗤笑出声来。小白笑相更加夸张，故意直不起腰，指着我说：“哈哈，吸血鬼。”
我擦了擦嘴，瞟了小白一眼：“吸血鬼总比太监强一点。”
小白立即收起笑脸，用兰花指指着我说：“诶，你……哼，不跟你这样的人一般见识。”
陈菲又问：“你在这里干嘛？”
“你在这里又干嘛？”我反问。
小白积极地宣传他的女神，说：“菲菲可是新锐导演，电影节组委会特意邀请的嘉宾。”
“新锐导演？现在随便扛个摄像机摇晃两下拍点不三不四的幻灯片就能叫新锐导演了？”我不削地说。
小白继续捍卫他的女神：“你这白痴懂什么电影啊，人家菲菲迟早会成为大导演，以后你给人家舔脚趾头都不配。”
“我当然不配，因为我是堂堂正正的人，怎么可能去给别人舔脚趾头？”
陈菲对小白说：“你们别争了，你先进去跟杜锋老师说一下，我马上到，让他等等。”
小白蔑视地看了我一眼，转身离开了。
我一听陈菲说到杜锋，精神来了，忍住上次她让逼迫我签三千册书签得九死一生的怨气，忙问：“你认识杜锋？”
“嗯哼！”她把手交叉于胸前，傲气十足地说，“何止认识，我现在是他的制片人。”
“听说他这人很神秘，不接受任何采访？”
见我对杜锋感兴趣，陈菲放下架子说：“也不是神秘，他不喜欢过于暴露在公众面前，喜欢拍纯粹的电影。怎么了？你想采访他？”
“想是想，可担心他不愿意啊。”
“我可以帮你安排，送一本你的书给他看看，说不定你们能产生共鸣，到时他愿意接受你的采访也说不定。”
“真的？”我有点小激动。
“当然，我可以试试。”
“那太感谢了。”
“没那么简单，你必须答应我三个要求。”
她刁蛮劲儿又来了，但可以采访到杜锋，探探他的新片计划，只要不让我去夜总会当龟公，陈菲提出的要求我可能都会考虑一下。
最终，我屈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