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医生说过对此症状有两种治疗办法，但我心里清楚，以县医院的条件和水平，根本无法挽救外婆的生命。保守疗法是等死，开颅手术是找死，医生虽然没有明说，但他说话时躲闪的眼神已经明确无误地告诉我，他没有信心，甚至是没有能力。
距离这里180多公里之外的杭州有几家大医院可能有办法，但现在已是神更半夜，他们来不了，我们也不敢贸然把病危的外婆送过去。我只能等天亮时分给涂晓峰打电话求援，他门路广、朋友多，说不定他有办法能把杭州大医院的专家请过来，我们只能在这里坐等一途，而外婆的病情随时可能出现意外。
我在“庆丰公司”可以说呼风唤雨，说一不二，连涂晓峰和杨元庆哥两都对我躲躲让让，深怕我不高兴。很多事都由我拿主意，员工们对我更是唯命是从，那种居高临下的成就感令人陶醉痴迷。我一句话就能决定一件事的成败，一个表情就能决定一个员工的命运。好在我比较自省，知道主次之别，从来不僭越，也不乱用权利，所以那哥两对我比较放心，员工也对我十分尊敬佩服。实在遇上我摆不平的事，自然有涂晓峰和杨元庆哥两出马替我运作、摆平。
一度我认为自己能力超强、无所不能，事事出手必是马到成功，无往而不胜。可是今晚面对自己的亲人－－外婆的病情，我却束手无策、六神无主。望着外婆失去血色的脸，我感到她的生命正在迅速枯萎，自己只能眼巴巴看着她逐渐离我远去而无能为力，一股巨大的挫折感和无奈一下子就把我几乎击倒，我的自信心在迅速坍塌。
我把外婆的手贴在自己的脸上，眼泪不由自主地夺眶而出，滴滴答答地落在她老人家的枯瘦的手上。
外婆年纪轻轻就因为外祖父的去世而守寡。她为了不让自己膝下的一对儿女受人呵斥，一直没有再嫁。她几乎是凭借一个人的力量将妈妈和舅舅抚养大，看着他们各自长大成婚有了家庭，又帮着妈妈和舅舅把我们这一代拉扯大。她对我们兄妹和舅舅家的一双儿女一视同仁，没有亲疏之别。她的慈爱和坚韧早已渗透在我们的生命里，与我们休戚与共、生生相息。她看着我们茁壮成长，但我们却只能看着她垂垂老矣。现在我们也长大成人，有能力孝敬她老人家，她却……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感到有一只手搭在我肩上。我顾不上擦去眼中的泪水，回头一望，原来是我的父亲。
“小伟，刚才我和你的舅舅又问了医生，他们说了实话，他们没把握救治你外婆。你快想想办法，你有能力和人脉，救救你的外婆。你知道我们老贺家欠她老人家太多，就算爸爸求你好吗。”爸爸也是老泪纵横。
爸爸是东北人，他和妈妈相识于北大荒的建设兵团，二人在东北成亲之后生下了我。是外婆不舍得把妈妈丢在遥远的东北，在我两岁时，她亲自求人托关系把我父母调回来。当时我父母身无分文、片瓦不存，是她留我们和她住在一起，帮衬着父母找工作、建房舍、拉扯我们兄妹。她的这份亲情和恩情父亲忘不掉，我们兄妹也永远不会忘记，我想这也是妹妹听到外婆病危就一下子昏倒的原因吧。
我抹去脸上的泪水，强自打起精神安慰父亲道：“爸，您别担心，天一亮我就给我杭州的哥们打电话，让他们把杭州大医院的专家尽快请过来，外婆会没事的。贺怡现在怎么样了，她没事吧？”
“你妹妹已经醒过来了，你妈妈和小高他们在陪着她，她没有啥事。”
听到妹妹没事，我心头稍感轻松一点。我就这样彻夜守候在外婆的病榻前，妹妹后来也不顾身体沉重，也赶到病房守候。大家都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让我倍感压力巨大。我几次摸出手机想给涂晓峰打电话，但我也考虑到这时候打电话会影响涂晓峰的休息。即使他不嗔怪我，但他也没办法在半夜找来专家，一切只能在天亮了以后再说。
在早晨6点多，没等我拨打电话，小陈的电话却打了过来，他询问我几点能赶到郝明的家乡宁波市。我在恍惚与疲倦中说了外婆的事，直言自己现在已经无暇他顾，只能过几天再说去宁波的事。
小陈很有心眼，问清了我的难处。他在电话中迟疑了一下说道：“贺总，其实我倒是有一个合适人选推荐给您，只是不知道当说不当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