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精神一振，多好的机会！我说：豆儿豆儿，你和成子是怎么认识的？你们俩怎么会在一起的呢？
豆儿的目光骤然变得绵长，她扬起眉毛，轻轻地说：
我们是洗澡的时候认识的，他给我洗的澡。
我一口羊汤喷出来。
豆儿啊！你赶紧说！
（三）
我出生在广元，直到大学之前从未离开过四川，大学时的专业是师范类。
故事要从大三那年说起，2008年。
“5·12”地震时，我在宿舍看书，地震的一瞬间，我手一抖，书掉到地上，我坐起来愣愣地看着舍友，她们也坐起来看着我。
这时，门口就响起了敲门声，隔壁寝室的同学在喊：地震了，快跑！
我们寝室在六楼，我邻铺的那个女孩脸都白了，腿是软的，大家把她拖下来，架着她先冲出去了，我当时也不知道怎么想的，先把穿的衣服拿着、包包拿着，还拿了几个苹果和两瓶水，在做这些动作的时候，楼房还是晃着的。
我那时候想的是，跑下去还要很长时间，而且楼梯之间最容易塌下来，还不如把吃的喝的准备好，就算楼房真的塌了，六楼是最高层，也应该是最好得救的，这些吃的应该能坚持好几天。
摇晃的间隙我下的楼，同学们瞬间都没影了，楼道里一个人没有，楼板吱吱嘎嘎地响着，墙皮噼里啪啦往下掉，我边哭边跑，还拿着收音机，是我上大学时，爷爷送给我的礼物。
前一秒跑出楼门，后一秒楼就歪了。
楼门前的空地上，哭成一片，有只穿内衣的，有裹着浴巾的，有人蹲在地上哭，有人跑来跑去，反正什么样子的都有，所有人都是边哭边发抖……
关于“5·12”的回忆不想多说了……很多事情不能回忆，太难过。
我想说的是，那天从六楼上哭着往下跑的时候，我就知道有一个意识夯实在我接下来的人生里：生命真的就是一下子的事情，我要抓紧时间好好活着。
我们这一届没有毕业典礼。
虽然早就考到了教师证，但毕业后的一整年，我没找固定工作，只辗转了几所学校代代课什么的。
好尴尬的年纪，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否长大了，我不想这么快就把自己拴死了，我想好好活，想为自己做点儿事情，却又不清楚该如何去做，想来想去，最终决定去支教。
那时不知为什么，就想去一个最远最艰苦的地方支教。
由于家里人反对，我没能报上国家支教的名额，只好在网上找到一个以私人名义组织的支教组织，计划去青海玉树支教一个月。怕家里人担心，我只说想去青海、西藏、新疆旅游一圈。
妈妈离开得早，爷爷把我带大，我从小没出过远门，他不放心我，于是翻了半宿的通讯录，给了我好几个紧急联系人的号码。
我心里非常不以为然，新疆和西藏我本来就不会去，青海的紧急联系人在我看来也意义不大：据说是个远房亲戚家的小哥哥，小时候还抱过我，他家人当年出差来四川时，带着他在我家里借宿过一个月，那个时候他九岁，我才刚两岁。
我说：爷爷啊，这不是开玩笑吗？二十多年没见过的远房亲戚，又没什么感情基础，怎么好意思去麻烦人家？
爷爷说：咋个没得感情基础？你不记得了而已哦，你当年可喜欢那个小哥哥了，天天拽着人家的衣角跑来跑去，晚上睡觉都搂着他。他也喜欢你喜欢得不得了，不是背着你就是抱着你，吃饭的时候也是他喂你……后来他走的时候，你们俩差点儿哭死过去，生离死别噻……
爷爷说的事情我完全没印象，他老了，不能让他太担心，我假装很听话地当着爷爷的面儿把那张纸收好，扭头就扔了，当然不能联系喽，暴露了我此行的真实目的怎么办？
万事俱备，支教的组织者让我去西安找他会合，再一起去青海。
我给爷爷奶奶做了一顿饭，去和妈妈告了别，然后一路火车坐到了西安。
我在回民街和那个组织者见的面，我们边吃饭边互相了解。
组织者叫老刘，当时他介绍说，他是以个人名义在青海玉树囊谦县的一些学校支教，并给我看了照片，说我和他要先到西宁去，住一家青年旅社，在那里休整，据说那里还有几个准老师在等着他，一起进囊谦。
这位老刘很热情、很能说，但他越说我越将信将疑。
或许是我阅历太浅吧，虽然他告诉我他的事迹被不少媒体报道过，但我怎么也感觉不出这是一个在山区里艰辛支教了很久的人，他点菜什么的很讲究，这个不吃、那个不吃的，对服务员的态度很不客气，不是很尊重人。
一个人的本性往往在最细节的地方展露无遗，我实在是没办法把面前这个人和心目中的支教志愿者形象重叠到一起，一个有情怀、有情操的人可以不拘小节，但总应该是个尊重他人的人吧。
但我觉得老刘应该不是个骗子吧，哪里有当骗子这么不注意细节的？我试探着和他聊了聊孩子们的事……应该不是骗子吧，因为他把孩子们的窘困情况描述得那么详细，还不停地强调孩子们有接受更好的教育的权利，而我们应该做的，是给孩子们提供一个改变人生轨迹的机会。
老刘的慷慨陈词打消了我当时的一丝疑虑，我决定不动摇了，和他一起去青海。
就这样，我们当天就一路火车，从西安到了西宁。
到西宁市时，天还没黑，他没带我坐公共汽车去青旅，而是打了一辆出租车。我心里开始有点儿不乐意，不是说孩子们的境况很窘迫吗？为什么还乱花钱？
那种隐隐不安的感觉又回来了。
打车到了青旅后，这种感觉愈发明显，老刘很热络地和人打招呼，一看就是在这里住过很久……但那些和他打过招呼的人都意味深长地看我一眼，我年轻，不明白那些眼神是什么意思，但觉得浑身不自在。
他支我去沙发旁边看行李，自己去吧台办手续。
我从小听力好，隔着很远，隐约听见他和前台说：是一起支教的老师……后面又说了些什么，但声音很低我听不清。过了一会儿，他拿着一把钥匙过来说：带独立卫生间的只剩一个标间了，咱们只好挤一挤喽。
他用的是那种很自然的口气，好像男生女生住一个房间是很正常的事情。
我心头噌地烧起一把火，自己都能听到自己咯吱咯吱的咬牙声，但从小接受的教育是再生气也要笑着说话，于是我强笑着说：不至于吧，别开玩笑了。
老刘可能看我脸色不对，就一边打哈哈一边说：这已经是不错的条件了，比学校好多了，学校只有一间老师宿舍，等去了以后所有的老师不管男女都是吃住在一间房子里的。
他顿了顿，又说：你就当是提前适应适应吧。
我笑着说：你说得没错，是应该提前适应适应。
我拎着行李走去前台，要了一个女生多人间的床位。老刘没说什么，只是和我说话的态度一下子冷淡了许多。
原计划的出发日期延迟了，拖后了有四五天，老刘说因为还有人没到，据说是某个媒体的记者，要跟着去体验生活。对此我没发表什么异议，毕竟他是组织者，或许如他说的那样，要认可宣传报道的意义。
其余几个准支教老师我也看见了，其中一个男生很奇葩，一直在赖床，三天内除了吃饭就是躺在床上玩游戏。另一个准女老师更奇怪，随身一本书没带，却带了一堆镜头、昂贵的单反相机以及一个三脚架，让人搞不清楚她到底是去教书的，还是去搞摄影创作的。
我尝试和他们交流，一问才发现全是在校大学生，他们当中最短的只去支教一个星期，最长的差不多一个暑假，除了我以外，都没有教师证，而且全都不是师范类专业的。当然，不是说非师范类专业就不能教书，预先备好课、掌握一点儿教育心理学即可，但一问方知，他们几乎没有备课的概念，每个人都说：到了学校以后拿过学生的课本看看就行了，大学生还教不了小学生吗？
这不是误人子弟嘛！
我跑去和那个组织者老刘沟通，让他组织大家备课，并合理分配好每个人的教学方向，因为好像每个人都认为自己适合教语文，那谁教数学呢，谁教美术呢……
老刘却说：这个不是现在该操心的事，到了学校后大家再商量。另外，支教靠的是热情，你最好别打击旁人的热情，大家牺牲了暑假出来吃苦，可不是为了听人数落的。
我有些糊涂了，这和我想象中的支教太不一样了，我不明白支教靠的是热情度还是责任感，但毕竟学了四年的师范，对书该怎么教还是有自己的认知底线的。
我说：不好意思，我需要考虑一下是否继续留在你们这个组织里。
老刘却斩钉截铁地说不行，他说报名了就不能退出，这样会影响其他人的情绪，等于破坏支教。
我不想破坏支教，但这种境况实在让人心里堵得厉害，我当时年轻，涉世不深，觉得天都暗了。我一个人盘腿坐在青旅的客厅里生闷气，生着生着生出眼泪来，忽然很想爷爷，也忽然觉得自己很笨，眼泪一淌出来就止不住了，委屈得要命。
正哭着呢，有一个叔叔丢了包纸巾到我怀里。
这个叔叔我认识，他话不多，大家一起在厨房做过饭，我还借过他的打火机，他好像不是青旅的住客，但每天都会来青旅坐一会儿，有时候带本书过来，有时候带着笔记本电脑噼里啪啦敲上半天。
这个叔叔长得像大耳朵图图，憨憨的，很实在的样子，不知道为什么，我抬头看了他一眼后，哭得更止不住了。
他也不说话，自己忙着敲电脑，一直等到我哭累了告一段落了，才扭头问我：说说吧，你出什么事儿了？
我一边抽搭，一边一五一十地把前因后果说了一遍。
叔叔一边听一边吧嗒吧嗒抽烟，他问了我一个问题：你是四川人，经历过“5·12”，应该知道救灾志愿者和灾难旅行者的区别吧？
我说：知道啊，前者主要是去救人、帮人、献爱心，后者除了献爱心外，顺便参观。开辆车，装上几箱矿泉水，在危房前，甚至在一些遇难者身边拍上几张照片，录上几段视频。即使帮忙搬几块水泥板，也不忘了拍照留念，其中的个别人美其名曰救灾，但其实是在添乱。
叔叔说：那是一小部分人的行为，咱们先不去讨论他们是对是错，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支教志愿者和支教旅行者的区别是什么？
我一愣，支教旅行者？
他又点了一根烟，慢慢地说：我觉得，你应该对“支教志愿者”这几个字有个清醒的认知。扪心自问一下，你真的是去帮助那些孩子的吗，还是去给自己的人生攒故事？或者是去寻找一份自我感动？支教是种责任和义务，是去付出，而不仅仅是去寻找，是一份服务于他人的工作，而不仅仅是一次服务于自我的旅行。真正负责任的支教志愿者，不应该是一个只有热情的支教旅行者。
他接着说：我不反对你们的支教行为，但是如果可以的话，沉下心来在那些学校最起码教满一个学期如何？只去蜻蜓点水地待上一两个星期或一个假期，你和孩子们谁的收获更大？你倒是完成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了，人生得到升华了，可那些孩子呢？他们收获了什么？你匆匆来匆匆走，他们的感受会如何？在“支教”这个词里，主角应该是孩子们才对哦，他们没有必要去做你某段人生故事的配角，也没有义务去当你某段旅程中的景点。话说得重一点儿，你有权利去锻炼自己，但没权利拿边远穷少地区的孩子们当器材道具。
我分辩说：组织者说，不论我们去的时间长短，都能改变孩子们的人生轨迹……
他笑了，点着头说：没错，这话没错，但诚实点儿讲，改变孩子们的人生轨迹是你们的主要目的吗？在你心里，改变他们的人生轨迹和丰富自己的人生轨迹，哪个排序更靠前？
再者说，如若真的想良性地影响他们的人生轨迹，那一定是一件系统而严谨的事情，想用十天半个月的支教去改变一个孩子的人生，或许是有可能的，但你确保这种蜻蜓点水是负责任的吗？这一点可否谨慎思考一下？
那个叔叔最后说：是的，无论如何，不论是长期支教还是支教旅行，都是在献爱心，值得认可，但一个真正的支教志愿者不会盲目地去寻求一种道德上的优越感，也不会居高临下地去关怀。真正的献爱心不仅仅是去成全自己，更不是去作秀或施恩，你说对吧？
这位叔叔的话让我失眠了，第二天吃饭的时候，我当着众人的面把他的话复述了一遍，我说：我觉得我自己目前的状态和心态都调整得不太对，等我准备好了以后，我会去支教的。
还没等我明确说出要退出此次支教，老刘勃然大怒，他吼：本来订的活动计划就是三男三女，记者明天就到了，你让我怎么和人家解释！你现在退出让我上哪儿找人去！
他拽着我胳膊吼：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
老刘暴跳如雷，他当场扣了我的行李不让我走，并拽着我去找那个叔叔要个说法。青旅的客厅里呼啦啦围起来一堆人看热闹，老刘指着那个叔叔的鼻子张嘴就骂：你算哪一路神仙，轮到你娃多管闲事了吗？！我们爱怎么支教是我们的自由，轮到你这种只会放屁不会干活儿的人胡说八道吗？！
那个叔叔很稳，别人骂他，他却不生气，只是不紧不慢地操作着电脑，他头也不抬地说：听豆儿说，你们要去的是囊谦的那所学校。
他拨开那根伸到鼻子前面的手指头，说：第一，那所学校的校舍是我和我的朋友们援建的，不算多管闲事。就算你们去的不是我们援建的学校，有些话我该说还是会说。第二，你是真支教还是假支教自己心里清楚，不用我挑明，你给我想清楚了再说话。第三，你再冲我吼一句，我立马揍你。
他合上笔记本，正色说：你扛揍吗？
这个叔叔看起来很老实的样子，可一厉害起来煞气逼人，好像很能打很不好惹的样子，总之太爷们儿了，相比之下，老刘弱爆了。
架没打起来，老刘当天就搬出了青旅，其他人都散了，只有一个准支教老师跟着他走了，就是那个一身摄影器材的女孩子。后来在天涯社区里看见过那个女孩子发的帖子，她好像吃了蛮大的亏。
我的支教计划就此搁浅，在青旅里又住了两天。
我不想回去上班，觉得那种朝九晚五的生活不是我想要的，说实话，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还是没有想明白，于是去问那个叔叔的意见。
他很坚决地建议我回四川上班，他说：你才多大，干吗这么早就去谈放弃？没有任何一种生活方式是天生带原罪的，你还没正经体会过那种生活，就匆忙说放弃，这对自己不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
他说：你可以在西宁玩一下，可以去去青海湖，然后回家去找份工作，拿出几年时间来认真体会一下那种生活方式后，再决定是否放弃。
不知道为什么，我特别愿意信赖他说的话，于是很开心地在青海玩了十天左右，然后打道回府去上班。
临行前和叔叔告别，他很开心我听了他的话，请我喝送行酒。
我记得很清楚，和他是在西宁的旋转餐厅里吃的饭，是西宁的最高层，我记得他点了牛排、甜点、开胃菜等等，他切牛排的样子，很细心、很爱干净。
他很尊重我，并不因为我年龄小就乱讲话，几乎礼貌得有点客套了，一副绅士做派。
我对他的身份很好奇，他在央企做管理工作，但言谈举止明显很有个性，也很有思想，不太像是体制内的人。他貌似经历很丰富的样子，我问及他的过去，他只泛泛讲了一些他在西藏生活时的故事，就把话题转到了窗外的西宁城市建筑，那顿饭我吃得很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