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82年，壬戌年，大齐汉兴十二年，大秦乾元元年，大明延光七年。
在刚刚过去的一年里，古老的华夏大地上演了一场血腥的夺位之争。大秦承德帝驾崩后第三天，毅王孙征淇悍然发动宫廷政变，意图废黜刚刚继位的新君孙宏相，谋篡帝位。
然而，这场政变从头到尾都显得有些儿戏，甚至可以说是虎头蛇尾。毅王孙征淇联络的数支外镇军队皆被京营官兵阻于城外，不得入城以助声势。经营数年的五城兵马司，尚未起事，大半将领突然遭到锦衣卫和皇城禁卫军的袭杀，使得整个五城兵马司陷入混乱当中。
埋伏于钟山的敢死军，在突袭之下，竟然未能夺取南京武备军械库，被驻守该地的京营官兵将其自爆焚毁，只能以冷兵器面对围杀过来的京营兵马。
而被寄予厚望的宫中暗桩--屈身投靠毅王的司礼监首席太监李富金，带领三百余武装太监围攻太后和新君所在的文华殿，但被十余名侍卫领着众多伴读少年和殿内的粗使杂役持以火枪击退，并在击杀了李富金后，尽数迫降了叛乱的武装太监。
当毅王世子带着近千名纠集而来的王府侍卫、附逆大臣所属家丁、杂役等组成的“大军”攻至皇城时，根本无法得到宫内叛党的任何响应。在硬着头皮强攻皇城时，遭到皇城禁卫军和锦衣卫的强力阻击。对方甚至还在城头上推出了数门轻型火炮，轰击以密集阵型攻城的叛军。
当日下午二时，分驻江宁和栖霞的新军前翼、新军后翼两部计五千余官兵，在永昌王、新军总制白绘的率领下，进入南京城，与城中的京营官兵一起朝叛军发动雷霆一击。
围攻观音门的附逆新军左翼千总熊仁甫趁乱之际，引兵击杀总兵邓传平，使得全军陷入混乱之中。熊仁甫联合数名不愿附逆的军官开始收容散乱的部队，并解除了对观音门的进攻，同时向城中的守军宣布反正。
至于围攻仪凤门的三千余太平镇叛军，在数攻城门不克后，士气低迷，至午后三时，闻知新军前、后两翼五千余官兵已经入城平叛的消息后，顿时如鸟兽散，朝太平方向逃去。总兵刘振彬带着数十名心腹，奔往江边，乘坐事先准备好的两艘大船顺长江而下，欲逃往朝鲜或北明。但在镇江附近，被长江水师所拦截，尽数就擒。
而在南京城内，随着新军前后两翼官兵的入城，肆虐的数股叛军便已开始消散瓦解，纷纷抛下兵刃，朝城中隐蔽的街巷、里弄躲藏，或者隐入百姓之家，更换衣饰，试图逃过官军的剿杀。
毅王世子带着数百名侍卫仓皇逃回毅王府，与毅王汇合，然后纠集仅剩的侍卫们借助厚实的护墙，准备负隅顽抗。
新军总制白绘带兵将毅王府团团围住，然后请旨宫内，示谕如何处置。
未几，皇太后下发懿旨，命令立即攻入毅王府，务必要擒下谋逆篡位之首--毅王。
当两门火炮被推到了毅王府大门，仅轰击数轮，便将府门破开，新军官兵们随即蜂拥杀入王府，争相抢立首功。
然而，毅王孙征淇却在内室拔刀自裁，唯有世子畏死，被官兵擒下，王府侍卫泰半被戮，余者皆束手就擒。
随后两个多月，整个朝堂及周边数十个府县，经历了一场浩大而残酷的清洗。
毅王孙征淇虽然畏罪自裁，但仍被枭首示众，毅王世子及毅王妻妾、诸子女亲属均被判斩立决。主动附逆的军镇、新军三百余军官将领被判满门抄斩，附逆普通官兵、侍卫、太监、杂役计一万三千余，皆杖五十后，徒流西北、乌斯藏，以及辽东等地，遇赦不免。
内阁首辅、华盖殿大学士杜远兴，内阁群辅、文华殿大学士徐德炎，被迫致仕荣休。
刑部尚书宋正扬、刑部左侍郎岳桂成、都察院右都御史靳彦志、左副都御史郝圣良、吏部左侍郎尹继安、户部右侍郎艾高远、太仆寺卿谈伯祥、常州府知府卓维铭、太平府知府时俊瑞、扬州府知府施先才、镇江府知府唐兴裔、徐州府知府周敬德等四十多名五品以上高官被革职拿问。
而宫内的司礼监、内宫监、御马监等八个监，钟鼓、混堂两个司，兵仗、银作、司苑等三个局，近六百余太监、杂役被锁拿锦衣卫诏狱，在一番严加拷问后，积极主动附逆者皆斩，余者皆徒流西北。
内阁次辅、文华殿大学士杜思谦擢升首辅、华盖殿大学士，内阁群辅、东阁大学士朱圣杰擢升次辅、文华殿大学士，增补户部尚书佘仁敏、太子少傅楚振轩入阁。
庆阳王、五军都督府右都督冯维武被敕封为冀王，永昌王、新军总制白绘被敕封为豫王，皇城禁卫军统领殷贵昌、京营前营总兵金昌平、京营左营总兵蒋家恒、新军前翼总兵闵成吉、新军后翼总兵侯世恒等十余平叛有功将领被敕封为侯、伯等爵位。
平叛结束后，新君孙宏相正式登基称帝，改元乾元。因皇帝年岁尚幼，暂不能理政，由皇太后代为摄政，至皇帝年满十八岁后，即退隐后宫，交付大政。
1月16日，松江府，上海县。
前明时期，在江南地区，随着商品经济不断向纵深发展，日益深入农村，促使农家经营的商品化不断提升，集中体现在传统的蚕桑丝织经济与新兴的棉纺织经济，带动了农户家庭手工业的专业化与市场化，经济收益明显增加，导致整个江南的农业结构发生变化---蚕桑压倒稻作，棉作亦压倒稻作，从而改变了先前该地区以粮食作物为主体的农业模式，代之以与市场密切相关的经济作物的栽培，以及对蚕茧、棉花的深加工带动的手工业的飞速繁荣，于是出现了“早期工业化”。
当然，江南地区的这种“早期工业化”与齐国正在推进的工业化是截然不同的。在这里是指手工业在经济中所占的地位日益重要，甚至超过农业所占的地位。无数的城市居民和乡村农人，依靠蚕桑经济和棉纺织经济，赚取赖以为生的银钱，然后再在市场上购买外地运来的稻米，或者小麦、玉米等粮食。
及至目前，江南地区又经历了近三十年的和平时期，曾经被清虏荼蘼破坏的工商业迅速得以恢复，并且在庞大的市场需求导向下，经济发展水平更甚往昔。
早在唐中期，韩愈曾作出了“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的论断。待到了前明弘治年间，“江南赋税，供输甲天下”，已成为东南赋税重地。
目前，位于江南的苏松常嘉湖杭六府的赋税，约占大秦赋税总额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而苏、松二府的赋税分别名列全国第一位和第二位。
江南不仅是赋税重地，而且也是农工商各业发达的经济重心。这里的城市和农家经营已经高度商品化和市场化，吸引了全国各地，乃至朝鲜、北明（一般冒充齐国商人）、日本、安南，以及齐国的大量商人汇聚于此。
一艘悬挂齐国旗帜、排水量高达两千五百吨的“巨舰”缓缓地停靠在上海县码头，无数的批发商人、中介牙人见状，立时纷纷围了过去。
“稻米、五金、琉璃，还有大量珍贵木材。”一名齐国江南商社的掌柜笑吟吟地说道：“具体商品清单，一会可以到我齐国商馆阅览。诸位，就不要将我阻在这里了。我还需到市舶司缴纳商品进口税，若你等有意向，且可尽去商馆洽谈。”
“稻米有多少？价格又几何？”一个胖胖的粮商大声地询问道。
“稻米大概有一千吨的样子。价格嘛，每吨在10-11两银子。”
“每吨10两银子，这个……”那个胖胖的粮商掰着指头开始换算，这齐国人搞出吨、公斤的概念，每次跟他们做买卖，都要换算半天，忒麻烦！
“哎，这稻米怎么涨价了！差不多每石稻米要折算8分多银子！这价格可比两个月前足足涨了1分银子！”
“难道你不知道数月前湖广地区遭了水灾吗？”
“可是，你们拉来的稻米是来自安南呀！那地方应该没遭灾吧？”
“你等着吧，待湖广那边的稻米过来，每石价格铁定会超过8分银子！”那名齐国江南商社的掌柜冷笑着说道：“就是卖9分银子，那也说不定的事。要知道，从湖广下来的船，可一次拉不了这大的量！”
“嘿，你们齐国人倒是趁火打击，做得一手好生意！”那个粮商不无挖苦地说道。
“彼此，彼此。”那名齐国掌柜拱拱手，毫不客气的回敬道：“趁火打劫，哄抬价格，那可是你们大秦商人最为拿手的好戏。哼，你们说说，这二十年间，你们大秦卖给我们的龙井茶，价格是如何涨了三五倍之多？”
“涨了几倍的价格，你们还不是照样再加价几倍卖给那些西夷商人，也没损失多少利润。”一名牙人小声地滴咕道。
“嘿，你们……，你们还真他娘的哄抬价格有理了！”那名齐国掌柜被挤兑地有些恼了，“哼，要是哪天将我们逼急，迫得我们没有利润了，定然不买你们的龙井茶，我看你们卖给谁去！”
“我大秦所产龙井茶素以色翠、形美、香郁、味醇冠绝天下，其独特的“澹而远”“香而清”的绝世神采和非凡品质，在众多茗茶中独具一格，冠列名茶之首。你们齐国人不买，自然会有其他人来采买。”一名茶商对齐国人的威胁是嗤之以鼻。
“哼哼……”那名齐国掌柜冷哼几声，“你这话不要让福建、江西，乃至云南的茶商听到了。我倒要瞧瞧，我齐国江南商社若是不买你们的龙井茶，谁来会买！”
说着，甩下围聚的众多商人和牙人，径直离开，朝市舶司的方向行去。
齐国江南商社资深大掌柜毕茂全将手中的账册轻轻地放在桌桉上，不由摇头苦笑。
“去年，你们松江府分社又他娘的亏了五万块钱，将好不容易填平的窟窿又给捅出一个大洞来！说说吧，怎么回事呀？”
“大掌柜，这个……这个委实不赖我们分社呀！”江南商社松江分社掌柜莫叔平颇为委屈地说道：“整个松江府虽说人口七十余万，工商业发达，经济也是最为活跃，但本地区对我商社输入的商品需求量非常小。棉纺织品不消说，不论是中高档棉布，还是低档棉布，当地的秦国人根本没一点需求。除了本土所产的五金工具、金属制品、棉纺织机械产品，以及从中南半岛弄来的珍贵木材，尚能卖些银钱外，其他的东西都卖不出去呀！”
“再者而言，我们在松江府收购的生丝、绸缎、茶叶、猪鬃、漆器，药材，以及各类瓷器，价格却是年年上涨。如此这般，自然就大大消减了我分社的经营利润。不过，大掌柜且看账册中也是有些可喜的数据，那就是我汉洲本土所产的琉璃、香皂、钟表、珍贵毛皮、蜜酒、珍珠、玳冒等奢侈商品销量有较大增幅。若是按照此番趋势，利润由亏转盈，那是指日可待。”
毕茂全闻言，将账册拿起重新翻看起来，半响，脸上露出一丝笑意。话说，这松江府紧邻最为富庶的苏州府——号称江南时尚之都，那里弥漫的奢华风尚自然也会逐渐扩展至周边的松杭嘉湖诸府所属各县市镇。
或许，来自我齐国本土生产制造的奢侈商品，会稍稍打开一点江南的市场口子，将日益扩大的利润亏损局面彻底扭转。
其实，资产规模高达六百万汉洲银元的江南商社经营情况并非都像江南几家分社这般惨澹，年年亏损。他们在将大陆采购的茶叶、生丝、绸缎、瓷器等商品，一般会加价数倍，转手倒卖给国内的印度商社、孟加拉商社、波斯商社、奥斯曼商社，以及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抵消大陆的经营亏损后，每年利润都有两百多万汉洲银元。
享平三十多年的江南地区，使得该地农工商各业极为发达，市场经济亦极度繁荣，使得整个社会积累了大量的财富，更显“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之盛名。随之，江南奢侈风尚渐起，并且皆源自经济中心--苏州。通过频繁地往返各地的商人为媒介，很快向各地散播，各地均将苏州当做“时髦中心”，群起彷效之，以苏州时尚为流行时尚。
世人曾说：“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海内僻远皆效尤之。”
也曾有大秦官员走访江南后，也不无担忧地说道：“苏松杭嘉诸地，自永兴元年（1676年）以来，日新月异，自俭入奢。迩来弥甚，厌故常而喜新说，好品藻而善讥评，淳庞之气鲜有存者。”
江南奢侈之风，其实并非浪费的同义词，在齐国人看来，奢侈性消费在消耗社会财富的同时，也刺激了生产与市场，当可称之为“彼有所损，则此有所益”。
最起码，日渐富庶的江南地区，对齐国所产工业制成品的需求，已经产生了从无到有，从有到多的可喜局面，让长期处于入超境遇的齐国商人，终于看到了一丝久违的曙光。
1635汉风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