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下班，我一脚踏进屋，就看到炕柜上一堆东西。两瓶“竹叶青”牌白酒，一条精装“红塔山”牌香烟。我很惊讶，这些东西都是市面上稀缺商品，你有钱也难买得到。
我问我娘：“谁来家送礼？”
我娘说：“桃子送给你的大礼。”
这时，闻声的高粱红也走出厨房。
“嘿嘿！”
我冲她一笑。
“咯咯！”
她冲我一乐。
“你挺能耐呀，弄这东西干啥？”
我边说边想，这小臊娘们厉害啊，才加入我家几天就学会联系人。
“能干啥？送给王厂长呗。”她说。
我一愣，顺口说：“这不是请客送礼吗？”
她却得意说：“把这些好东西一送，还有啥事办不成。”
“嘿嘿，这能行吗？毛主席就教导我们说，革命不是请客送礼，也不是写文章，更不是绘画和绣花，不能做的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
在突然之间，我想起了毛主席这一段语录。
我娘立马发话了，她警告说：“你这个大傻子！别贫嘴！”
高粱红说：“毛主席死了多少年，傻子才会说死人说过的话。”
我娘又麻溜说：“你也别胡咧咧，毛主席是你们说的？！”
是啊，毛主席才死了几年，却好像死了几百年，连我也觉得不得劲儿。
于是我说：“这么多好东西白白送人，你挺舍得下血本呀！”
这是一句实话，别看我大大咧咧，还有一点傻，但眼巴巴看着自己的烟和酒要送人，我真有一点心疼，一边说一边盘算着，我这一回焊铁房子换回的钱，这一下子得花精光。
但是高粱红却回答说：“我咋不心疼呢，钱又不是大风刮来的。可是，你想让领导真的明白明白，咱就不能空着两只手爪子去求人家，再说空着手爪子也没办法进屋门啊。”
话是这个理，不过我总觉得差点啥，一时又不知说啥是好。
高粱红又说：“办这种事千万不能吝啬，别说这是在城里，就是在我们农村谁家找大队领导办点啥事，不拎两瓶酒也得弄几盒烟卷，不拿个三瓜两枣的联络咋能聊上话？”
我娘也跟着说：“这事儿就依桃子说的办，毕竟因为咱们连累了你师傅，你找个时间把这些东西给王厂长送去，看看能不能管一点用。”
……
过了三天，正好是星期天。
我和高粱红一致认为，今天到了该有所行动的时候。
星期天吃两顿饭。上午九点钟吃早饭，下午四点钟吃晚饭。
晚饭后，高粱红催我说：“去吧，过一会儿天黑了，快去快回。”
我说：“你傻呀？大白天的明晃晃哪行！”
高粱红说：“咋的？又不是偷的东西怕啥？”
我说：“天亮人多，万一让熟人碰见了怎么办？”
高粱红说：“你们城里人竟些穷讲究，做**还要立牌坊！”
我嘿嘿一笑，没有再应声。
不说话不代表没观点，只是不知咋表达罢了。在我看来，这三千大千世界上的事，永恒的真理只有一条，那就是没有做不到的事，只有想不到的人。恐怕我永远不会想到，后来的有一天，人们如此无赖，做**不但不用立牌坊，竟然还成了一种人人羡慕的职业。
……
北国冬天黑得早，不到六点钟就黑透了。
黑暗中有黑暗的魅力，正是牛鬼神神蠢蠢欲动的好时候。
就在我准备出门前，我娘突然叫住我。她瞧着我，不无担忧说：“幺儿啊，这事全是咱家人自作主张，不知道这么做合适不合适，是不是先和桃子小姨、小姨夫打个招呼？”
高粱红说：“这咋好意思打招呼，人家还以为咱们要烟酒钱呢。”
我说：“说得对，等事办妥了再打招呼也不迟，到那时说话腰杆子也硬。”
我娘似乎还想说些什么，却让一阵咳嗽声给呛住了。
高粱红借机飞我一个媚眼，悄声说：“看起来有时候你也不全傻。”
听到老婆的表扬，我心里特别兴奋，低声道：“这全归功于您的教育。”
话间，我还刮了高粱红鼻子一下。
这时我娘不咳嗽了，只听她说：“你俩曲曲啥？”
……
寒冬的夜晚，并非冷到心底。
我似乎做贼心虚，专靠马路边走。
然而，本来怕遇见狗，偏偏碰见狗主人。
我走到王厂长家那条十字路口，在叉腿等红灯时，意外碰到了师傅和他的老婆。当时他们两人并排通过人行横道，刚好走到我眼皮底下，即使我想马上避开也来不及了。
我喊一声：“师傅！”
接着叫了声：“小姨。”
师傅瞅瞅车筐，问：“干啥去？”
安接着问：“拿这么多东西哟，去哪儿送礼？”
我一骗腿，下了自行车，反问：“你们这是去哪儿？”
因为我也很纳闷儿。师傅家住在厂旁边，几乎到了市郊。这里虽不属于市中心，却也是城里的黄金地带，离他家那么远，大冬天又是黑黑的晚上，他们俩口子进城里逛啥？
但和我一样，俩人笑盈盈地，谁也没回答我。
师傅先说：“你早点回家，别让桃子惦记。”
安还好奇问：“看你一脸的高兴劲儿，到底要去哪儿？”
我见躲不过，随口撒个谎：“去二姐家办点事。”
神兮兮的安一笑，没有再问下去。
我们又说了两句闲话，然后便匆匆告别。
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我不由生就几分感慨。
多么神奇的一对男女，一个巨高，一个特矮，反差鲜明强烈。然而，二人的步伐却配合得挺一致。走大步的男人，主动放窄了步幅；迈小脚的女人，则加宽了步距。一瞬间，我又联想高粱红那番令人意外的话，同时也叫我恍惚起来，更搞不清楚那些事情的真与假。
就在我胡思乱想之际，也骑到了王厂长的家。
那是政府新建的一片住宅小区，我非常熟悉，我二姐家也住在那里。她家和王厂长家同住一幢楼，一家住在一单元三楼，一家住在五单元四楼。十分有意思是，两家分别把着两头的大山墙。但不同的是，我二姐家是政府回迁，王厂长家是建工局分配给他个人。
古人说：大丈夫行事，当磊落落，如日月皎然。
所以我上楼梯时，突然感觉两条腿发软，心有些虚。
这毕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干这种“下贱”的事。一瞬间，我想起小时候的柏树青。人家多聪明啊，才十几岁就知道用一只乒乓球拍堵住我的嘴。嘿嘿，长到三十多岁的我，才在高粱红辅佐之下，学会了这个寻常的招法。由此看来，我白白收了一回人家的贿赂。
就在敲门之前，我再次犹豫了，伸出去的手马上缩回来。
站在门前的我，继续浮想联翩，却没有像小时候那样，联想一句毛主席的伟大教导，为我一时的怯懦而解脱。不过我倒想起另外一个名人，还有他那句发自肺腑的名言：宁我负天下人，也不让天下人负我。我默默叨念着这十四个字，鼓励自己说：宁我负全厂人，唯独不负我师傅。这个招法还真管用，让我立刻信心培增，两条腿不软了，身上也有劲了，紧紧攥起拳头，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干好这个既给师傅办了事、又给自己长脸的大活儿。
于是，伴着“咣咣”地两声，我的拳头终于落在门板上。
那个时候，无论是老百姓还是做小官的人，都刚刚处于温饱状态，家中值钱入眼的东西没有几件，入室抢劫的暴徒也十分鲜见。所以，人们还没有形成惊弓之鸟，也没有狐狸一般警惕性，房门十分顺利地打开了。然而迎接我的人不是王厂长，而是王厂长的老伴。
“小李呀，快进屋。”
满脸堆笑的她，瞥眼我手中的包裹。
“是我，王姨您好！”
我走进屋。王厂长家和二姐家的布局一样，都是两室一厅，算得上那时的大房子。坐在客厅沙发上的我，眼睛一扫，看见一间居室的门大开着，另一间居室的门却紧关着。
“王姨，王厂长没在家？”我问。
“他在家没在家都一样，有啥事和我说。”她边倒水边说。
我说：“王姨说得对，在厂里王厂长说得算，在家里是您说得算。”
尽管我有一点扫兴，但心里还是挺高兴的，觉得自己的运气也算不错，多亏从前我来二姐家窜门时，曾经碰到过王厂长老伴几面，互相之间搭讪过几句话，称得上老相识。
接下来的过程很简单，为了把自己的来意表达得更清楚，我遣词造句，再三向王厂长老伴重复说，这条香烟和两瓶酒是师傅委托我送给王厂长，还自作聪明地解释说，师傅本人不好意思来，他没有脸来见王厂长，特别叫我这个脸大不害臊的傻子先来谢谢厂长。
“王姨，这件事就拜托您了。”
最后，我起身告辞时又叮嘱一具。
“放心吧小李，你和王叔都是一个单位的同事，我们俩人也是低头不见抬头见，不就是年轻人气盛吗，一时多喝了几杯酒，说错了几句话，不算个啥事嘛！”
目光和蔼的她，一边送我一边安慰着。
就在我一只脚跨出屋门、回头和她说再见时，我那双一向不老实的眼睛，只是不经意间地一瞥，忽然看见厨房里的桌子上面，也摆着两瓶“汾酒”和一条“云”牌的香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