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忠等人之死，引起的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浪花。这时候死一个军阀很正常，尤其是杨忠还没有后世那么大的名气。西北的主人现在还是冯焕章，不是杨忠杨虎城。
后世杨虎城影响大，是因为蒋中正的帮助。他后世在中原大战中，背离冯玉祥部，投向蒋中正。冯玉祥崩溃过程杨虎城有很大的功劳，他奔袭了冯部的后方。蒋给他成立17路军，就是小西北军。蒋也开始信任他，所以在西安才被他捉了。
强霖是怕他什么时候给自己也捉了。基本上西北军人正义感强大，自以为是。中国毛大人统一前，背后一枪大部分是西北军系统打得。
早期的西北革命，郭坚部队背后打死同一阵线的总司令井勿幕，郭坚被即将成为同一阵线的冯玉祥引诱打死。冯玉祥给吴佩孚背后战场革命；引诱郭松龄战场反奉；杨虎城反冯玉祥奔袭冯的后方；季振同、董振堂、黄中岳反孙连仲加入红军；张、杨西安反蒋；后期的西北军系高树勋反石友三，高树勋战场起义反马法五；何基沣、张克侠淮海起义反黄伯韬；廖运周淮海起义反黄维；韩练成山东莱芜起义反李仙洲；吴化文济南战役起义反王耀武，等等。
这些反叛，反正，起义，都是关键时节，给老长官反戈一击，让老长官进退失据，生死两难。加入日军的事情，还不算在内，反出日军也不计算。让日本人计算吧，他们对西北军的反复，也是头痛。
季振同、董振堂、黄中岳、高树勋、何基沣、张克侠、廖运周、韩练成、吴化文都在西北军部队里面，现在也基本上都在孙连仲、杨虎城两部，就是现在也都在华北战场。
这次调动，果然，杨虎城不肯改编部队，以为会给他一个城市驻防，然后入盟打仗。这是一般军阀合作的规律，比如后世的抗日同盟军，竟然顺路攻打北平何应钦，也是为了地盘。
不过现在蒋中正还不这么看。他知道杨虎城这个虎将的厉害，曾经纵横陕西、河南、安徽。
晚上，蒋总司令公馆。蒋中正对夫人说：“强令庸露出杀气了，这应该是他的本色。这个世界就没有什么无危害的人。”
夫人说：“大战之前，严肃军纪。如果不命令军纪，你会说他是个雏儿；命令军纪，你就说他有害。你知道这是什么逻辑么？”
蒋中正愣住说：“难道不是这样么？一件事情，有好有坏的两个方面。”
夫人说：“什么叫好坏两个方面？阴阳太极么？你要像强霖学习，不要把基督当成了迷信。”
蒋：“恩，你说的对。我是对基督当成一个佛祖那么看。西方哲学家的著作看得不多，你讲讲吧。”
夫人说：“妻子不能给丈夫当老师。这会让丈夫失去男人气的。你自己找专家去讲课。我还要祷告呢？”
蒋：“主说要爱天下每个人。强令庸做事，是按照这个逻辑的话，杨虎城似乎不应该死；但是他不死，就马上会糜烂地方而动摇军心。所以没有什么两面，只是一个字，爱，是么？”
夫人祷告着，不给他答案。无奈，蒋中正琢磨自己的阳明心学和曾胡带兵思想。
蒋中正发现，这两个思想的中心，就是自己成功。阳明学说是，格物修心而成功；曾胡带兵也是利用亲情而成功。成功和恻隐之心，实际上就是成功为主，恻隐之心与成功相辅助的。
儒家学说简单地说，仁是为了成功而积德。上帝教是仁为了仁，没有什么成功。上帝教的人生，就不存在生命之外的外在的成功。所以基督徒能够扎下心来研究一件事，只要是他感兴趣的。
那么，蒋中正继续推导：我这么思考别人，但别人是否真的是按我想的这么思考的。恩，中国人总是以为别人像自己一样，虽然八成是真的的。
蒋中正喃喃说出：“但不可以做成定规，有些人不一样的。”
蒋夫人没有理他。
因为她认为：你自己是怎么思想的，这个才重要。你自己耍权术，而琢磨别人怎么思考的，有意思么？你看强霖，说的话多么铿锵有力。
强霖说，国家安全要考虑到每一个人。中国需要的是圣徒，不是什么成功。从袁世凯开始，到一大帮子总理、督军、革命党人，哪个人像一个爷们了？
夫人想着自己也生气了：都是妻妾成群，还说什么成功？自己鸡-巴的成功，下流的中国男人。卖糕的，否给吾蜜！（我的上帝，饶恕我），a门。
蒋中正不知道夫人怎么想，自己开始用逻辑推理，而不是疑神疑鬼的权术。
东北大帅府，张作霖和胡适，还有大外交家顾维钧。
张作霖也是得到强霖讲话副本的，这是强霖嘱咐左娜，自己的重要活动直接给大帅府和南京军委会记录副本。
顾维钧追求的是职业化外交生涯，从民国刚成立，他就是袁世凯的外交秘书，以后一直就是各方都能接受的人。他毕业于圣约翰书院时期，是院长卜舫济的中期弟子，也是卜舫济的哥伦比亚大学校友。不过顾维钧是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博士；卜舫济本科毕业，就去读神学院了。
胡适也是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毕业的博士，但比顾维钧晚了十多年获得博士学位。大概因为胡适之明白事理比较晚，出道也晚吧。
胡适是公费，清华庚子赔款生，有补贴，不太在意在美时间；顾维钧是自费，那时候还没有庚子赔款的清华大学。后世两个人都出任过驻美大使。胡适在抗战期间，顾维钧则是民国初期很年轻的时候就是驻美国公使。不过抗战以后，他又是国民政府的驻美大使。
胡适与顾维钧相比，一个是清流校长，一个是职业化外交人才。两个人互相敬仰，顾维钧曾经劝说胡适出任自由党的党首而组阁，但胡适不干，专门在野。这就让所有当权者都不满，他自己也逐渐熬成了一个圣人。
顾维钧跟张作霖打交道很早了。张作霖成立安**的时候，顾维钧是摄政内阁总理。也就是说，那时候没有总统，顾维钧相当于国家首脑，当然是根据宪法。不过日本公使始终不承认他的首脑地位，坚持不递国书给他，让他很不爽。当然日本也没有人可递，中国人没有人有资格收国书。日本公使就这么把国书放在自己抽屉里。哈，混乱的民国，到处都是趣事。
张作霖后来成立军政府，自己称为大元帅，摆脱了宪法带来的无休止争吵。顾维钧没有答应两家合并，而是坚决执行内阁总辞职，给张大元帅的潘馥内阁让路。
但大家都没有想到潘馥内阁挺到现在，出乎意料啊。
顾维钧自己出国一段时间，在比利时度假，顺路看看老长官陆征祥。
但是他被张作霖召回来了，因为复杂的外交局面搞不定，而外交也是张作霖不愿意沾惹的领域。他与慈禧老佛爷差不多，在乎内政。蛮夷的事情交给熟悉蛮夷的人。
但顾维钧是当过总理，代理元首的人，不愿意再做潘馥内阁的外长。外交总长由他的次长王荫泰升任，后来王又转给了顾维钧的老朋友司法总长罗文干。王、罗两个人都换了一个总长干。顾维钧自己做了大帅顾问。
胡适博士毕业晚了10多年，但仅比顾维钧小三岁，所以他说：“少川兄，你先说说你的学弟强令庸的谈话。”
顾维钧说：“适之客气了，你的清名，比我的职业化名声也差不了多少。强令庸和凯茜朱小姐一样，都是圣约翰书院发展以后，敢干的年轻一代校友。强令庸提出宗教问题是很棒的。这是一种新的政坛空气。”
张作霖问：“青出于蓝。其实我早就觉得中国的道德低下，但是我说的不清楚。强霖就是说以德治国！实际上就是我说的信义德行。但是自由派总是指责我。”
胡适之说：“是的。雨亭大帅的意思我能明白。我个人强调自由，但是我自己还是讲究德行的。大帅你也不要跟强霖比了。你的德行的理论是不完善的；但圣经是完善的，关键是自由哲学教育，还有信奉的方法不要迷信。”
顾维钧说：“哲学系的人总是说的玄。实际上圣约翰大学的教育就是破除迷信的大著作的方法。大帅你简单的就可以理解。就是你说的道可道，非常道。哲学家就是不断破除人们心中的对上帝的疑问，最后开朗地相信上帝。”
张作霖说：“我早就明白了，我的德治意思比强霖的意思差远了，但看起来还一致。但是一个是从原因做，一个是成功学。基督强调圣徒的忍让，我的是立规矩杀人。我现在说的德治，就是强霖的大著作哲学，也是德，路线弯曲地，注重从因到果的德。”
顾维钧说：“是的。胡适之的自由主义，实际上不否认任何宗教，强调实用主义，也就是外面立一个框框，让人们去碰。这不可能成为一种政治主张，或者说政治号召。强霖的正本清源，实际上就是要上帝，不要殖民地。”
胡适之认同地说：“我的理论主要是破除政府教育文化的框框，不是要确立自己什么信仰，而是确立科学逻辑的形式和原则。这对于不知所谓的迷信要好得多。这与圣约翰大学名著学习是一样的意思，也没有宗教的制约。”
张作霖说：“总算看到你们能够说到一起了。我的意思是外交会怎么演化。”
顾维钧说：“强霖似乎看清了苏联的威胁。其实各国经过强霖的警告，会反思外交政策。美国已经在反悔自己的舰炮政策，欧洲小国也都在反悔。我们争取他们的支持。英国这个老牌殖民国家，是不服气的。日本这个藩王过渡来的国家，与英国类似，利益驱使他们也会主动去找殖民地。所以，近期国际支持我们的美国和中欧小国会陷入犹豫。那么我们就孤立地挑战日本和苏联。”
胡适之说：“美国是喜欢直言的国家的。我感觉他们对南方的党国不是很感兴趣。肯定希望中国北方能够走自由化的路线，但是担心我们是否有能力支撑得住。”
张作霖说：“让施肇基极力斡旋，无条件支持他的圣约翰大学的学弟。让美国按照中国的变化转变政策。”
顾维钧说：“施肇基是老资格外交家，对党国的人十分反感。我会给他拍电报，告诉他您的意思。”
胡适却提起新的话题：“大帅，您的意思，还是要打绥芬河战役么？我的意思是与强霖商量一下。”
顾维钧大吃一惊，原来他是不知道的：“怎么，难道大帅还要主动挑战苏俄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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