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的声音在课堂上继续咆哮：
革命者要好一些。彻底的革命者，就是要互相尊重，要尊重家族女性的自我，尊重女同事的自我，尊重别人家的女人的自我。
我的母亲偷人，是她自己的事情，与我有什么关系；我的妻子偷人，是她自己的意愿，理应得到尊重。
实际上，我们的革命者呢？他们也是自私的。因为我们革命者，就是要得到土地，要得到天下。一个“得”字，注定了你的修养，你的价值观，你的女性观，都是自私的。
中国的士族文化，或者说家族文化，也是以家族利益为基础的，就是说以自私集团为基础。
这与市场规则不同，这些士族和家庭，是政教合一的自私集团。家庭可以决定成员的利益服从家族的利益，和亲，或者联姻就是这么一种，不许改嫁也是一种，不许娶没有处女膜的女人还是一种。
这就是吾国吾民。包括你我，就在这个吾国吾民中成长。
什么是正确的男女关系。这个，你就必须建立正确的财产关系，正确的人际关系。具有完整的生命价值观点。女人观不是独立就能形成的。
林语堂的发挥到此结束。因为他的旁征博引，用了一个下午的时间。
除了批判以外，没有时间讲正确的男女关系。所以大多数人没有听到林语堂的后续系列。
毕竟这是训练课，林语堂不想引起争论。他屏蔽了外人，晚上才开始内部培训正确的女人观。
强霖回到家中，听到了林语堂讲课的消息。
他觉得林语堂讲中国两性历史，肯定是淋漓尽致；最后学员如何做人是修养问题，他们在给红军士兵处理问题时候，有理论有体验，就应该不错了。中国的两性关系调整，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行。
强霖回到家中，是处理两件事。芸英转来电报，红军总部一封；凯茜一封。
红军总部的电报，问题比较紧张。主要是在开始调查红军西北军旅的时候，出现了两起自杀事件，一个当事红军班长自杀了；一个是报道屠杀事件的年轻女记者自杀了。调查无奈只好停止了，开始处理这两起事件。
两起事件的悲剧在于两个自杀者都是优秀青年人：
红军班长是参与屠杀土匪指挥者之一。记者报道清理尸体中，有一具是杀头的，身首分家，涉嫌虐杀。记者调查到是这个班长自己执行的。因为这个土匪不在乎，不认罪，不怕死，让红军有本事，凌迟他。还有诸如老子杀人无数，早就够本了，二十年后还是一条好汉等等湘西流行语言。但激怒了这个年轻的班长，西北大刀挽了一个刀花，干净利索的砍头。引起当地民众旁观者，和待杀众土匪的叫好。众匪纷纷要求由他来执行，气得他直哆嗦。
电报说，这个红军班长，是当地一个中学高材生，陕北冷娃，帅气自信。为了革命投了西北军。还没有上过战场。第一次杀人。
记者抨击红军虐杀土匪，没有人性，调查团开始调查他和他的长官。这个冷娃很是困惑，留下遗书，自己含枪自尽，没有办法救了。
遗书说对土匪的自信很是困惑，土匪好像是等着死呢，自己在帮他们；
对调查自己也是困惑，似乎自己杀人真是错误，或许真的错了吧。
那就死了吧，这个世界令自己难以理解。
那个女记者是个很有名气的才女，浦姓美女记者，后世也很有名气的。但是这个时代，自杀了。
因为正是她的报道，让这个年轻的班长自杀了。女记者留下遗书.
她选择了在报社跳楼。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从打开的窗户跳下。没有任何留恋，没有给同事任何反应时间，选择头朝下的姿势。当时头破毙命，报社人员深受刺激。全体陷入忧郁，报社只好生命歇业。
遗书说她长期调查湘西杀人事件，她知道土匪各种杀人手法，比如：清蒸活人、凌迟、剖腹、点天灯......,记者耐心的列出了几十种。她说大家看到这里可能不舒服，可是她总是研究这些，每一个杀人方法她都是去与观众，甚至刽子手去了解，她留下的资料中有详细的记录。
所以她反对红军屠杀土匪，毕竟也是杀人，最好给法院。但是她自己也杀了一个人，这个人是个比弟弟还小的独生子。她陷入自责，尤其是自己与土匪差不多，大概人性就是如此吧，她总算理解这个世界了。她感到无聊，到处都是凶手，自己也是凶手。
自己去找那个弟弟说个明白，比活着有兴趣。她理解这个弟弟了，也理解刺激他的那个土匪，死是一种解脱。
悲剧的是，这个女记者还留下了一个小孩子。
强霖认为从事这种屠杀报道的人，心理要十分强大。很多涉及人类灾难的记者，最后精神都出现了问题。
所有报社开始反思，不再跟踪这个案子，因为所有参与报道的记者，精神都出现了问题。家里人再也不让记者们去湘西，认为那个地方邪性。
红军将领段月泉头脑还是清楚的。他迅速调兵控制两个西北旅，要求两个旅长以及各级长官，劝说士兵交回武器。然后让他们稳定情绪，徒手上传，返回总部。要求总部打散建制，重新整编入其他部队。
同时，命令驻守公安县城的陈浩旅的旅部，进行战术收缩地盘，收拢部队，放弃了8县地盘，给常德顾家齐旅驻防。加强对土匪的防备。
贺龙坚持自己发展地方的职责，虽没有放弃土改，但还是暂时停止土改。但加大了对工业和公用事业的投入，创造就业机会给乡民和各路散匪。
他坚持不收编各路豪强武装，让他们自谋出路。尤其是老部下本家贺锦斋部，坚决地让他遣散部队。发展贺家生意。
强霖认为贺龙是正确的。放弃地盘给相对有纪律的顾家齐小军阀，防止土匪暴动；不给豪强武装机会，不给西北军营啸的机会。
问题出在朱德部。朱德部红一方面军本来就改造训练不足，除了红一旅袁崇泉旅之外，都是西北军旁系。朱德觉得自己就坐在火药桶上。
所以朱德在贺龙缴械西北军两个旅之后，马上给总部和另两个方面军发报，军心不稳，请求支援，要求张之江这个西北军大佬迅速返回坐镇。
陈奇涵第四方面军已经调走一个旅支援贺龙；红军总部张治中也再无可靠的兵，在编的也都是杂牌系列。协商到最后陈奇涵派余洒度红四军团长率领本部旅和徐象谦部的一个团，三个团的部队，沿着铁路支援朱德。余洒度和段月泉两个军团长派出，陈奇涵干脆撤销了军团建制，他的四方面军直接指挥四个不满编的旅，维持大别山治安，与土匪也开始对峙。他不敢入山剿匪了，害怕土匪来个反突击，没有机动部队了。
贺龙方面军还有陈赓六军团，他派出唯一的机动旅，肖韶的红四旅2个团，紧急进入沂蒙，但仍需要一周时间。
张之江乘飞机当天就降落在军用小机场，召集几个西北军官，要求他们控制局面，好合好散。军官们还是愿意与红军共事，但士兵们不愿意。他们毫无理智了，被肃反的恐惧充满了这些农民的内心。没有军官领导，就自发的跑。最后终于发展成了大规模的营啸，并有低级军官开始参与。这个时候没有谁敢上前，武器也无法回收。
派下去的参谋们无一损失，因为他们自己早就撤回来了。强霖培训参谋时候，早就告诉他们，事不可为，不可勉强。
他们回来告诉朱德，这种兵带着也没有前途，让他们跑吧，快点跑吧。
朱德通告当地驻军，给这些兵回家提供方便，也防止他们进入深山，再度当匪。
但这些出身土匪的士兵，不敢走大路，都进入了沂蒙附近的几个山头，当地国军和东北新军也叫苦不迭。
朱德部的散兵，跑走的近万人，剩下的不足5千，整整跑了杂牌系统的2/3兵力。红一旅防守总部，其他城市防守就靠后来组织的保安团，机动部队没有了。等着路上的两个旅的增援，都到位才三个旅，跑了整整三个旅。
重武器损失不多，士兵们是逃命，带着的都是轻武器。穿着现代军装和钢盔的士兵，有着脆弱的心灵。
发展了半年的多的杂牌，耗费不少国力，还用不上，最后成了麻烦。还不如几个工程团，从头至尾的建设，功劳看得见，摸得着。
但强霖觉得这件事不是一件坏事。士兵心里素质太差：
首先那个班长就不该与土匪较劲，被土匪激怒的道理不足，显然培训没有入脑。
次之这个班长遭受挫折就自杀，显然有名声的考虑，西北学生是程朱理学的重要市场。
再次班长自杀，其他士兵就失去理智。这不是信任的问题，是不理智的问题。无理智，造成心理被恐惧充满，神经了，就没有办法去信任别人了。这个时候，爹妈说话都不一定听。
西北军，成建制的，只能靠亲友关系带。打乱了军官，士兵心中就无主了。看来只能自己招兵训练，才能够用红军办法管理，成为职业兵。
强霖回电的意见是不理这些叛乱的事情，各路指挥都没有错误。派出闲散的参谋，去河南、山东、西北自己挑兵，要考察合格才招用。家里的杂牌坚决打乱，挑选合格的保留，其他去工程团。
轻武器损失些没有问题。早就考虑了拖枪逃亡的问题，强霖答应迅速补充轻武器给红军总部，记在蒋总司令账上。
既然红军已经营啸了，所以调查就大方的继续下去。
弄一些外国记者，或者佛教、基督教记者，他们懂得生命过程，让他们去采访。不要那些革命学校教育出来的人，不知道人生本来就是如此灰暗，没有受到任何这方面的教育，只是口号教育。造成心里太脆弱，关键时候靠不住。
但红军要照顾好这两个自杀的人的家属。至少道义上是因为我们红军的事件而死的。
强霖处理第二件事，就比较棘手。强霖脑子里反映出“弯弓射雕”的成吉思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