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1 / 1)

()一直都很健康,这得益于父亲从小就对我进行的体质训练,他年轻时曾练过几年篮球。可惜我的身高只长到172公分——在那些俗气的姑娘们所开具的择偶条件细则中,只能算个“二等残废”——完全不具备子承父业的可能性。

我大概是住过一次医院的,但那时年纪还很小,所以根本没给我留下什么具体印象。

因为学打篮球毫无希望,所以我后来的兴趣就改而转向足球了。没想到这一踢便不可收拾,小学、初中、高中,直到大学,足球几乎变成了我在体育方面唯一的爱好和特长。这种趋势在大学期间发展到了顶峰,毫不夸张的说,我泡在足球场上的时间,或许能占到呆在课堂上时间的三分之二。这一点都不奇怪,既然已经没有了父母整日在耳边唠叨,又有哪个年轻人不想去尽情享受自由和嗜好所带来的快乐呢?只要每次期末考都能勉强及格,还有,千万别捅出什么校方不愿放你毕业的大篓子,就一切ok了。

对于我们这拨儿八十年代末进入高校的“天之骄子”来说,进大学就相当于捧住了一只铁饭碗——毕业之后国家是包分配的。哪像现在这帮可怜的孩子们,毕业就相当于失业,大学生最可预测的远大前程就是待业青年。

虽然没踢出什么大名堂,但在会计系和学校足球队里,我一直都是主力前锋。最令我值得回忆的人生辉煌莫过于每年春夏之交举行的运动会了,会计系连续四年夺得足球比赛的冠军,而我也当仁不让地拿了三次“最佳射手”称号。大言不惭地说,我还是有过一群忠实球迷的,她们大部分都是会计系的低年级女生。至少在足球场上,我就是她们那春心荡漾的、简单而愚蠢的心目中了不起的英雄。这可以从她们给我起的外号里看出来——“会计系的马拉多纳”,怎么样,我的得意并非全无来由吧?而我那些同性的队友则一概称我为“野驴”,关系再近点儿的干脆简称为“驴”。这一来是因为他们嫉妒,二来也说明我的身体素质的确很棒。

现在,我却突然发现自己得了一种怪病——洁癖!

这可不是开玩笑。我知道,自己虽然算不上邋遢,但也从来不是那种光鲜亮丽、油头粉面的家伙。基本上,我是个不爱修什么边幅的人。不,我指的不是个人着装或者家庭卫生这一类琐事,而是众多洁癖症状中的一种最顽固、最无法治愈的分支——精神洁癖。

那意味着:在和什么人交往以及如何交往,还有交往到何种程度为止之类的问题上,我有着自己的原则——极为执着、极为顽固的原则。

平时看起来,我相当喜欢开玩笑,说是恶作剧也不为过;我从不拒绝任何人接近自己,甚至是那些品行不怎么端正的家伙也不在话下,我都有方法应付裕如,而不使自己受到一些不必要的伤害。但一旦那种距离或者关系超过了心目中的原则,我就会立刻本能地竖起一道栅栏来把自己与他们隔离开来。有时候我会变成一只刺猬,软硬不吃;有时候,是一道透明的、看不见的物质所铸造的墙,令对方可望而不可及。

这种精神机制很难从外表看出来,甚至我自己都常常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以及有什么不妥。它几乎是一种本能,与生俱来。也许它和我一样,是饮露餐风慢慢才成长起来的。所以我不是现在才得了这种病,而是一直都有,只不过我一直都忽略了它,从没觉得它有何问题或危害罢了。

现在我却发现,它很可能是个致命的缺陷!那让我对于别人的品性总是过于挑剔,一点点瑕疵都难以容忍。儒家老前辈从得失的切身经验中总结出来的教训对我丝毫不起作用,譬如“水至清则无鱼”,再譬如“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统统不管用。

这些道理我不是不明白,只是更乐衷于追随庄周变成的那只翩翩飞舞的蝴蝶——很不幸,在不知不觉中,我已经把自己鼓捣成了一个道家。道家都是清贫自傲的,像厕所里的石头,又臭又硬。

我曾很仔细地读过曹聚仁先生的著作《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这才明白:所谓“安贫乐道”,是道家子弟才会干出来的;儒家子弟虽然大多出身贫寒,但并不忌讳追求功名利禄,为达目的甚至可以不择手段——表面上大讲“仁义道德”,背地里却极尽阿谀奉承、卑躬屈膝之能事。

譬如在和邓小闲的关系上,我们虽然算得上是“朋友”,但绝非“知交”,而且永远也不可能成为知交。这不是他的问题,而是我自己的问题。

在我看来,邓小闲是个绝对意义上的“好人”,大好人。他有钱,是个年少有为的家伙,而且将来只会更富有;和那些一般意义的土财主不同,他还有艺术上的追求,虽然谈不上高明,但总还给其人增添了不少情趣。以儒家的眼光来看,这本该值得我主动结纳才是,可我却总是不识趣地和他作对,只为了一些名不正、言不顺的理由——他对员工的精神“迫害”,他只带自己那组演员出去吃饭,以及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一问题上的软弱、妥协。

其实那都是人家自己的事,关我屁事?只能说明我自己坚持完美主义倾向、心胸狭隘罢了。在人际关系上,老莫处理的就比我高明得多。

还有就是在和桐姐的关系方面:虽然她有地位,有房有车,并且对我关心体贴,像母亲一样乐意照顾我;人也长得漂亮,虽然年纪大了点儿,但身材保持得比许多年轻姑娘还好很多;她成熟温柔而善解风情,懂得波尔多酒和波艮第酒的高低;每次**都花样翻新,充满激情,令我感觉舒服得不得了。一切都很好,简直堪称完美,我完全挑不出任何真正的骨头来。但我还是感到有点儿不对劲,究竟是哪里不对,我却说不上来——那很难用所有人都懂的语言说明白。或许可以这么讲,当我意识到我们的关系可能必将受到某些世俗条件方面的限制,而势必进入一个可以预见到的桎梏时,我就完全无法再自然地将它进行下去了。

对于这个完美的女人,我是有**的,而且还很强烈;情感也不是没有——她是个很值得男人敬爱的女人,配我绝对是绰绰有余。然而,我却总怀疑我们都只是为一时的**所迷惑,贪恋着彼此的欢爱,或者是因为难以抵抗内心的寂寞,才走到了一起。

总之,那不大像我一直以来所了解和以为的爱情,而比那种爱情要复杂了一些。我的性格中虽然不无放荡的成分,倾向于冒险和猎奇,但绝不想自己成为**的奴隶。

工作关系的夭折,却使我们的私交获得了新生,虽然只是苟延残喘的新生。

我和桐姐依然继续见面,有时一周,有时十天;有时**,有时不做。后者倒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新现象。我从来不会主动给她打电话:她很忙,我不想打搅;另外,既然她在社会地位和物质方面的条件都远远高过我,那么我就不能再主动往上凑——那样的话,岂不是更有“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嫌疑?至少,那将造成更大的不对等。范莎同志的惨痛教训犹在眼前,我不想再重蹈覆辙。所以,每次幽会都是她主动提出来的,至于我所能做的,就是从不说“不”。

用时髦的话说,我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三不男人”——不主动,不拒绝,不负责任。在与桐姐的关系上,我似乎也没有什么责任好负的,而且即便是有的话,我也担负不起。一方面,她已经过上了令很多人羡慕的富裕生活;另一方面,她真正需要的是那个在登山探险中丧命的优秀男人,而不是一个游戏人生、胸无大志并且极为不识时务的蠢家伙。

换句话说,她虽然将自己最可珍贵的处子之身留给了我,却已将自己最纯洁的爱情遗落在了十几年前的青春岁月里。

食色性也,色可以少吃甚至不吃,好歹总不至于饿死,而饭却不可或缺。在调整了十天之后,我开始自己着手找工作——虽然桐姐介绍的那几个公司都相当不错,但并不适合我,更主要的是我心里总感觉不舒服。我是个严重的洁癖症患者,吴法宪他妹——无法弄。

我在网上发了一些个人简历,这比传统的邮寄方式要快捷许多。幸运的是,我从一大堆招聘信息里挑选出来的那几家公司都很快给了回音。这倒不是说我的资历有多么诱人,而主要是因为我标注的都是中低职位。任职“4A”的背景想必也起了很大作用——对那些以国内中小企业为“衣食父母”的本土公司来说,这个很能吓唬人。

我先后去面试了几家公司。

在一家教育网站,我呆了两天。那里的ceo是个从威尔士留学回来、颇有些风情的女人,年纪大概三十四、五岁的样子。她强烈建议我去做市场部主任,因为我和各种各样的广告客户都打过交道,反应机敏,口才也还算不错。她立刻开着自己的“宝马”带我去国贸大厦会晤一个重要客户。长安街上的红灯很多,每次停车,她都会习惯性地对着反光镜挠姿弄首,招来旁边车里司机色眯眯的眼光和刺耳的喇叭声。

接下来是一家还在筹备中的海鲜餐厅。老总是个只比我大一岁的老广,他口沫横飞地对我吹嘘了一番自己的志向——搞一家北京最高级的会员制餐厅。看起来他很赏识我,还特地去“京都久缘”招待我吃了一顿鱼翅和鲍鱼,花了将近八千块。然而我还是觉得炸酱面的味道比鱼翅要更鲜美一些,另外他自恋和炫耀的样子令人作呕,——饭桌上他一直都在大谈如何制作价格十万元的“黄金餐”,以及那些富人是如何吃饭穿衣,如何挥金如土。他的确聪明过人,言谈充满煽动性,但这也未免太奢侈了,令我这个出身寒微的小子良心不安。

我决定还是干回老本行——广告文案。这个工作很简单,并且,多少还有点儿创作感。

我去了一家叫做“明堂”的广告公司。老板是个言谈谦逊到有点儿谦卑的中年人,他叫刘中华,长相却酷似张大民。刘中华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算是老莫的师兄,所以我们一上来就先谈了一阵有关戏剧的话题。在切入正题时,他已经将我引为了知音。

这只是一个规模不大的平面公司,主要为一些固定的客户提供收费低廉的平面设计稿,包括vi、ci、标志和企业宣传册等等;在印刷和制作方面则尽可能地做些手脚,好多赚点儿钱。令我费解的是,他自己却好像并不乐于谈论设计,而眉飞色舞地自诩为“中国后十大策划人”之一,还拿出各种印有他名字的广告杂志和报纸给我看。其中一本杂志的封面上竟赫然地印着他的照片,一张油光横溢的胖脸便占去了小半个封面。

谈话进行得相当热烈,我提出一个明确的思路——就是必须使“明堂”转型为一个全面代理公司。可以采取向客户收取年费的方式,以平面设计为突破口,进而拓展影视广告、企业营销策划等方面的业务。当然,这是需要一定时间的。好在他有策划人的头衔,而我在这些方面也并非全无经验。当我最后总结说惟有最大化地利用资源、优化资源,才能把公司做大做强的论点时,他的神情几近感激涕零!

天知道,那只是我从桐姐那里听来的唬人的玩意儿而已,此时却搞得我和刘中华两个土包子雄心万丈!

他告诉我公司恰好正在参加一条电视广告的创意比稿,问我是否能马上参与进来。他叫了两个做文案的女孩儿进来,向我介绍了客户的要求,还有她们已经完稿、正在画分镜头的广告创意。

客户是一家叫做“康夫”的老牌皮鞋厂商,在电视广告的投入上一向不多,所以急需为自己的品牌进行广告定位,从而改变消费者以往对其“传统”、“老式”的印象。

几条创意都相当幼稚,一听便可知是缺乏经验的新手憋出来的毫无新意的玩意。广告语也毫无出彩之处,语气做作,在刻意模仿港台的风格。我提了几点意见,两个小丫头显然很不服气,虽然碍于刘老板的面子没有直接反驳,但眼睛却仿佛在说:“从哪冒出来这么一位大言不惭的家伙,有本事你弄一个给我们瞧瞧!”

看来不拿出点绝活是不行了,正好可以先拿这两个雏儿试刀立威。于是我当即答应刘老板第二天就可以拿几条创意出来,然后再往下谈待遇问题。他自然乐得如此。

回家冥思半宿,当第九根烟蒂快烧到手指时,一个ideA便清晰地闪入脑海。我动笔在纸上将它简单勾勒出来,又反复推敲了一会儿,渐渐确信它是个拿得出手的创意,甚至还算得上“牛逼”。

一点半时,我写完了cf稿,顺手把创意阐述也划拉了出来。

两点一刻,写成了另外两条cf。“广告之父”奥格威曾经说过,伟大的创意都是可以形成系列发展的。是不是他说的我倒记不清了,反正这个说法很能唬人——即便只是一堆烂创意,也有机会用气势来封住别人的嘴。

第二天一早赶到“明堂”,按照正式提案的方式,我要求刘中华把有关人员全部召集到会议室。其中有昨天见过的那两个女孩,客户总监是个二十七八岁的女孩,听口音像是个湖南妹子,举止颇有点儿湖南卫视里那个万人迷“湘湘”的味道,只是身材出落得高挑了一些。另外还有三个二十郎当岁的小伙子,都穿着裤脚褴褛的牛仔裤,一个留着齐肩长发,另外两个头发也乱糟糟的。

我装腔作势地先用“swot”分析了一番客户需求和受众心理,他们都听得恹恹欲睡。这在我的意料之中,“优劣机威”是市场营销范畴的分析方法,对于这些头脑简单的小家伙来说,无异苏州评弹。不过,这只是我的开场戏罢了。

我咳嗽一声,终于亮出了自己的杀手锏——广告创意。

会议室里安静了片刻,接着,所有人都立马亢奋起来。那两个号称“创意文案”的小女生的表现?哈哈,她们嘴巴张得好像撞见了鬼,或者是大文豪。我的cf大意如下——

“康夫皮鞋”电视广告cf

发现篇

画面:

1、登山者在山路上艰难攀登。背景:远处的雪山。

2、t型台上,模特走来走去。镁光灯频频闪烁。

3、竞走运动员向终点奋力冲刺。背景:观众席上万头攒动。

4、探戈舞者的优美身姿:女子下腰后仰,男子俯身前压,四目相对。

5、万里长征:红军过草地时的蜿蜒行伍。

6、斗牛士手持红布,面对公牛,优雅地缓缓倒退。

7、黑幕。打出字幕:发现·行走之美----字幕渐隐。

8、标版。出现品牌logo。

旁白:

在浪漫与现实之间行走,是思想?还是时尚?发现行走之美康夫鞋业

背景音乐;

摇滚歌曲《假行僧》——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还要从白走到黑如果你看我有点累就请你吻我的嘴——

赘述这些东西显然不合时宜,它与我们所要讲述的事情关联不大,所以还是及时刹车为妙。总之,如果你也曾在广告公司供职,或是对电视里播放的乱七八糟的广告还不无兴趣的话,凭心而论,这个“发现篇”总还不至于很俗气吧——它不无后现代的味道,视觉反差和冲击强烈;在品牌的广告定位方面,将品牌概念提升到了一个相当高的程度。

桃子既然投了出去,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等着被李子砸到。看来刘中华也是个急性子,他当场就宣布由“赵乔先生”出任明堂的创意总监,出席会议的所有人员都归我调遣——除了“湘湘”之外,她和我是平行工作关系,今后要紧密配合。

就这样,一夜之间,我便成了“明堂”一人之下、数人之上的重要人物。刘中华拉我到办公室密谈了半天,对我委以“改革”重任:一边接手管理当前的所有业务,一边根据需要招聘所需的综合性广告专才。他自己今后将专心拓展客户。

至于个人待遇方面,暂时定在月薪五千元,餐费和交通实报实销。他大概怕我嫌低,又支支吾吾地提出干得好的话可以考虑分配“干股”。

说实话,如果很在意待遇的话,我在《产业体育》继续做自己助而不理的“秘书”工作岂不更轻松?在这类小型的“土产”公司里,月入五千已是相当不错的条件了。最关键的,这可是我凭一己之力打开的局面,成就感油然而生——我不禁把刘中华当成了刘玄德,而自己就好像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诸葛孔明!

自然不乏知遇之感,刹那间我还参透出另一层深意:刘中华不是要干出一番“名堂”,原来是要“天子坐明堂”。

一切都顺利地出乎意料。第三天,明堂就拿下了“康夫”的电视广告业务,康夫上下对我的“发现篇”无不交口称赞。

紧接着,我们便开始紧张地筹备拍片。因为康夫的预算只有20万,实景拍摄远远不足,所以我拍板决定以剪辑资料片为主。如此一来,那就转化成了一个后期制作工作,既省时省力,又省了一大笔钱。

公司里没人能插得上手,他们对这类事情全无经验,所以只好惟我的马首是瞻。刘老板则言听计从,恨不得改口叫我“丞相”。

自从大四拿到最后一次足球比赛冠军以来,这堪称我在职场最为得意的篇章。

呵呵!小人得志篇!

我专门请朱丹过来指导了一次分镜头稿的画法,对她的专业水准和过人姿色,三个小美工钦佩得几乎五体投地。刘中华套近乎地和朱丹交换名片时,我看到湘湘在一旁很不屑地亮了亮眼白。

在后期对编机房“涮夜”那几天,桐姐请我去“老莫”吃了一次西餐,庆祝我开始新的职业生涯。她劝我要好好休息别太玩命,还说可以介绍几个客户给我。

然而,既然“忝”不知耻地任上了创意总监的位子,总得干出一番名堂才不负所托。不知刘中华从哪里找来的关系,几乎每天都有新客户来公司商谈合作。于是,我不得不冲锋在前,把诸如策划、创意、影视、提案,甚至还有一次小规模的市场调研工作,全部扛在肩上。至于我的那些属下,他们全成了聋子的耳朵——摆设而已。只有湘湘还能帮上点忙,她是个极聪明的姑娘,而且有过两年综合广告公司的工作经验。

平生第一次,我把自己累得像了条狗,每天都脚不沾地的来回奔波。另一方面,却感到从未有过的充实——被老板重视,被下属仰视,每天有忙不完的工作;被一群没经验的孩子所依赖,令我顿生以前从未有过的责任感。

也许,这就是传说中的所谓“事业心”,以及“脚踏实地”的感觉?

对女人的渴望也大大降低,**和体力肯定是成正比的,我现在根本没时间感到寂寞和自哀自怜!

交了片子之后,刘老板高兴地请公司所有同事一起去“麦乐迪”欢歌庆功。我大概估算了一下,这笔业务做下来,明堂至少净挣八万。唱到一半时,老板夫人也赶过来了,她长得一点也不像张大民的媳妇,倒很像大民他大妹——她是一个身材高大肥硕的大学音乐教师,据说以前得过一届电视歌手大赛专业组的三等奖。大家客气而热烈地鼓掌请夫人献歌一曲,当她端起很专业的架子引亢高歌时,几个年轻人却纷纷起身说上厕所跑了出去——夫人唱的词儿是“白莲花呵,白莲花,纯洁的花,美丽的花……”我这才晓得丫原来是唱美声的!她的风格近似于花腔女高音,像羊叫一样哆哆嗦嗦。那晚,夫人成了毫无争议的“麦霸”。但愿她**的时候别像唱歌这样亢奋缠绵、无休无止,我突然有点同情刘中华了。

开车送我回家时,刘中华借着酒意塞过来一只信封,里面装着四十张“老人头”。与《陌上桑》相比,这整整多出来一倍。

对刘中华其人的了解渐渐多了一些:在形式上,他绝对算得上是个工作狂。他每天都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除了打电话和翻阅资料,或者找湘湘或者是我进去谈事情之外,其他时间我就不晓得他在琢磨些什么了。员工们似乎都有点怕他,显然不是因为他为人苛责,相反的,他是个和气、厚道的家伙。我倒是有点觉得,他是个既喜欢幻想、又勇于实践的人,只不过他的许多念头完全是跳越式的,根本就连不到一块。这就使得此类交流常常变成他一个人在自说自话,对方完全搞不清楚他到底想表达什么。员工们最担心在下班之前被叫住,因为他会絮絮叨叨个没完没了,那自然是一种痛苦和折磨。

湘湘告诉我,和张大民一样,刘中华以前只是江苏一个小县的暖瓶厂里的工人。靠着超乎常人的刻苦钻营,后来考进了中戏的舞美专业;继而又凭借妻子的家庭关系,下海经商,经营起了这家广告公司。

他还是最喜欢找我讨论问题,因为我肯定是公司里最能领会他那些辞不达意的车轱辘话的人。我一般都会很客气地应付上一阵,实在不耐烦的时候,偶尔也会毫不客气地指出他话语当中的不合常理之处。但看上去,这种争论正是他想索取的效果。

一月底时,刘中华向我炫耀他在一本广告杂志上发表的一块豆腐大小的文章,里面关于平面设计的论点和提法几乎就是我和他争论时说的原话。我彻底明白了,他是个乐衷于沽名钓誉的家伙!

好在我并不以为忤,反正我自己是不会去想弄这些无聊东西的。随他去吧。

我坚持不再坐班,每天睡到中午才起床,但晚上基本都不知道会忙到几点才能回家。好几个晚上,我都是在后期机房和公司的沙发里睡的。虽然我一贯玩世不恭,从不以“责任心”自居,却是那种要么不做、做就只想全力做好的家伙。

也许这是典型的“理想主义者”的作风,也许仅仅是因为年纪渐长,不再像更年轻时那么浮躁,贪恋声色游娱。

春节前的第三天晚上,刘中华神秘兮兮地拉我过石景山那边吃饭。到了一家地处偏僻的餐厅门口,他却把司机独自打发走了。那显然不是个正经吃饭的地方。他带我进了一个包间,里面摆着卡拉ok唱机,茶几上已排满酒菜。看来刘中华对这里的一切都了如指掌,很快便领了两个很年轻的女孩进来。他问我喜欢哪一个,既来之则安之,我挑了眉眼较为清秀的那个姑娘。我们一边吃饭喝酒一边唱歌,不时还关上大灯跳一阵子贴面舞,一直折腾到将近12点才结束。从厕所回来时,我看到刘中华醉眼迷离地搂着他那个身材丰腴的姑娘在楼道里亲热,一只手很不老实地在她腰间摸索着。这倒真让我对“大民”有些另眼相看了,看来男人没有不好这一口的!

回城的路上,刘中华毫不客气地问我春节可否加班,因为有个房地产客户的业务需要跟进一下。我这才明白他慷慨破费的真正目的!但拿人手短,吃人嘴软,我不好拒绝,只能不情愿地应承下来。

打车送刘老板回家——他家住安慧里,和区影姑妈家是一个大院。到他家楼下时发生了一点意外,为了少给五块钱,刘老板和黑车司机争得不可开交。我摸出五块钱塞给司机,将刘老板拽下车时,他嘴里还不干不净地唠叨着。黑车司机是个有血性的东北汉子,竟高举一支大扳手追了出来。最后我只得一拳将他撂倒在地才算了事。

刘中华乜斜着醉眼吃惊地望着我,半天没说出话来。

春节期间,桐姐去了日本,名义是“出国考察”。刘中华则带着老婆孩子,全家上东南亚旅游。我给老妈打电话解释了好半天,总算让她老人家心平气和下来。

湘湘也没回衡阳老家,那个房地产客户是她拉来的。那儿的老总是个已经秃顶的中年男人,姓梁。大年初一和初二,我连着两天陪湘湘去参观样板间,然后请梁总吃饭。晚上就呆在公司写策划报告和创意方案。

大年初三的晚上,梁总非要请我们去夜总会坐坐。看得出来,他对湘湘很有一番意思,但似乎又不好意思直接下手,于是只好拉上我做电灯泡。坐在一旁冷眼旁观,我很快就瞧出湘湘可不是个好相与的角色,属于那种“常在河边走,就是不湿鞋”的女人,很懂得一些装腔作势、声东击西的战术。如此不尴不尬地玩了大半夜,湘湘拉着我和她玩骰子、猜拳,就是那种“一只小蜜蜂,飞到花丛中”之类的无聊玩意。梁总虽然也很想凑趣,却完全插不上嘴。每隔一会儿,湘湘便恰到好处地邀梁总一起唱支情歌对唱或是跳支“慢三”,就已经把他弄得五迷三倒。也不知他闷头喝了多少瓶啤酒,后来梁总竟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向我们倒起了苦水,基本都是他婚姻如何不幸之类的老生常谈。我大起恻隐之心,觉得这个老家伙也挺不容易的。

酒酣耳热之时,我又蓦然想起区影,不知她现在何处在做些什么。心里不由又是空虚难过,又是义愤难平。

梁总和我们约好以后可以常出来坐坐,独自开车回家。两点整,在灯火通明的夜总会门前,我褪下裤子撒了一泡又臊又长的尿。湘湘靠在出租车旁目瞪口呆地看着我,几个保安敢怒而不敢前。

我们一起回公司过夜。刘中华的办公室里有只床垫,以前加班时湘湘也在那儿打过地铺。洗完澡,她却跑来沙发上和我聊天。她打着一双赤脚,只穿着保暖内衣,气色红润娇艳,浑身上下都散发出诱惑的味道。酒后的言语难免大胆**,不知怎么的我们就纠缠在了一处,湘湘哼哼唧唧地伸手到我胯下摸索起来,我粗暴地一把将她推到一边。

或许她还算洁身自爱,和很多漂在北京的漂亮女孩一样,在梦想和诱惑之间苦苦挣扎。在厕所里,我拧开水龙头狠狠冲了一遍脑袋,确信自己并不真正喜欢湘湘,但还是无法克制内心的冲动。于是便走回屋里摁住她大干了起来。湘湘声嘶力竭地叫喊着,如同遭到强奸,使我更加激奋欲狂。上午醒来时,我看到她白嫩的肌肤上片片青痕宛然,还睡得正香。

有个有趣的比喻说:男人有狩猎本能,以征服女人的数量来获取自信。男人会和他们能得到的任何女人睡觉,而女人则只愿意和自己喜欢的男人睡。我却不明白湘湘究竟喜欢自己哪里。

总之,我觉得自己身体里原有的人性的一部分正在逐渐退化,正在慢慢变成一只兽类,一部机器——打夯机。是的,那很难谈得上是**,而与爱情毫无瓜葛。用北京土话讲叫做“打炮”,把炮弹射出去就万事大吉。话虽这么说,我心中还是有些许的犯罪感:自己已经堕落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流氓。

我在一天天地朝着自己人生的深渊滑落下去,令人感到绝望的是:我却对此完全无能为力!完完全全的!

接下来的几天我没再去公司,白天只是独自去英东游泳,每次游几千米;晚上则上网下围棋,将段位从1段一直打上了3段。

2003年的春节就这样浑浑噩噩地如梦度过。浮生若梦。

还是发生了两件“奇迹”:

老莫打电话要我去他家一次,他也没回老家。我到那儿时,发现朱丹、邓小闲和默默也来了。主人像是燥狂复发,表情阴郁、深沉得像个神经病。朱丹悄悄告诉我,李爽不知又喜欢上了什么人,一周前刚刚弃老莫而去。我们几个陪他玩了半宿“蝶仙”,那是日本电影里高中女生们常玩的一种游戏:在一张硬纸板上写满数字、姓氏、年份日期和猪狗牛羊之类的;在上面放一只瓶盖,几个人围坐一旁,伸出食指轻轻搭在瓶盖上;当手指麻木得失去控制时,“碟仙”就算是请出来了,于是盖子开始在纸板上飞快地转来转去。这时,我们就挨个地提问题,譬如你老婆姓什么啦、住在哪个方向啦,属相是什么啦、什么时候能结婚之类的。当盖子最后停在某个文字上时,老莫就代表“碟仙”为我们一一地答疑解惑。

老莫关了灯,点上一只大蜡烛,屋子里的气氛恐怖而滑稽。如此几遍过后,我们都注意到:只有当老莫把手指搭上瓶盖时,“碟仙”才会跑出来,而且活泼得简直一塌糊涂!我们面面相觑,但谁都没敢说破。

告别时,邓小闲神不守舍地偷觑着朱丹脸上的表情,要我们找个时间去“九头鹅”聚聚。朱丹跟我回家睡了一夜,我们抱在一起聊了整整一晚,没**,但接吻了。感觉她比以往还是有了点变化。具体的我倒说不上来,总之开朗了许多,也显得从容了许多。我们之间没有那种完全属于恋爱的激情,却似乎更容易相互理解,相互同情,经得起私欲的折磨。

也许,那就是人们常说的所谓“亲情”?

初三那天中午,区影发了一条短信给我:新春快乐,心想事成!

正式开工的第一天,我拨了一遍她的手机,那边传来“您拨叫的号码为空号”的答复。我犹豫了一下午,下楼打车直奔沙河,半途却让司机放我在西坝河下车。

又过几天,那个留长发的小美工跑来找我哭诉——他的女友毫无迹像地突然提出分手,就在情人节那天晚上。小伙子哭得一塌糊涂,伤心欲绝。我只好像个兄长般语重心长地安慰他说:变心的女人都是王八蛋,千万别去问她为什么。先做好自己吧!

在很多方面,男人和女人都像是两种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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