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的开始/我们都是孩子/最后的最后/渴望变成天使……”
清脆而稚嫩的童声在社区服务中心响起，我透过半旧的窗户向里看去，只见四五个孩子坐在椅子上，摇头晃脑地跟着老师唱歌。
好像有什么不对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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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里突然闪过这个念头，紧接着房间里的其中一个孩子突然转过头来，直勾勾地看着我，其他人看到他的反应，也都跟着朝我这个方向看过来，我瞬间有种自己是个偷窥狂的感觉，应该…不会给他们留下什么不好的印象吧？
“你是谁？来这里干什么？”教孩子唱歌的中年女人边说边走出来，指着我大喊，“来干啥呢？！哎，说话啊，偷偷摸摸地躲在这干啥子哦……”
她一连串机关枪似的话让我差点招架不住，只能一边摆手一边解释道，“我想来看看孩子，就是那个，王东和马志豪…哎哎，你别打我啊！”
我会说后面这话，是因为那个中年女人突然抡起放墙边的扫把就要打我，顿时灰尘漫天飞舞，我一边招架一边不住地咳嗽，眼角的余光扫到旁边，那几个孩子正趴在门边看热闹，两个孩子还咧开嘴笑嘻嘻的，一副看好戏的样子。
大概过了十几分钟，我才让大妈消停下来，并且同意让我和王东以及马志豪说话，其中王东就是那第一个看到我的孩子，他身上有着超乎同年龄人的沉静，一双漆黑的大眼睛依旧这么直勾勾地看着我。
我蹲下去，和他平视，问道：“你现在过得好吗？”
“好”。他简单地说了一个字。
我不自觉地皱了皱眉，接着去问马志豪，“你也是吗？”
他摇摇头，“这里超无聊，我什么时候才能去见姥姥呀？”
我心里咯噔一下，又试着慢慢深入问他们问题，出乎意料的是，那两个孩子似乎很平静地就接受了母亲死去的事实，按照他们的世界观来说，妈妈是去了天堂，摆脱一切烦恼，无忧无虑地生活着。
我问他们：“谁教你们这些的？”
孩子们抿唇不语，目光却不由自主地瞟了一眼那个扫把大妈，我顺着他们的目光看过去，马上就被大妈回瞪，张嘴就准备骂我，我赶紧摆手解释，大妈做了个骂脏话的口型，我见问得也差不多了，连忙开溜。
然而就在回警局的路上，我突然想起了什么，立即打了个电话给赵越，“赵越，这附近哪里有可以大量批发福尔马林的地方？”
赵越给了我一个地址，不是医院，而是一个老冷冻厂，出售福尔马林可以说是他家的副业，另外还提供冷冻技术设备等等，我去问他们要最近购买者的名单，但是被他们以保护隐私拒绝了。
没办法，我只好找赵越去帮我偷来了，作为一名改邪归正的国际级黑客，这样的任务对他来说简直是小菜一碟，当我刚回到警局，就看到自己的桌面上摆放着一份资料，赵越走过来，手里捧着一杯咖啡，若有所思的样子。
“你是觉得，凶手把割下来的四肢冷藏起来了？”他幽幽开口。
我嗯了一声，这个灵感是突然出现的，凶手或许是个仪式主义者，又或者保留着四肢有什么特殊的用途，用途……
我心里好像又有一盏灯被点亮，立即冲出警局向外跑去，谁知没注意撞上了一个苗条柔软的身躯，只听着惊叫一声，却是柳韵被我撞在地上，我赶紧把她扶起来，连声道歉。
柳韵没有怪我，反而问我去哪里，我直接说去市中心医院，柳韵点了点头，说要和我一起去，毕竟两个人行动比较好，我也没细想，拉着她就开车过去。
既然叫市中心医院，就是当地最大的医院，如果凶手是想把四肢贩卖出去的话，这里无疑是最好的选择，据说这间医院已经有了活肢体移植的先例，就是给残疾人移植上人类的肢体，却不会引起排斥，为众多残疾人带来了福音。
据说十年内还会出现换头手术，现在甚至已经找到了合适的供头者，现年32岁的俄罗斯科学家瓦雷里·多诺夫，他从小罹患先天性肌肉萎缩症，身体每况愈下，想要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得到一副健康的身体，所以接受了外科医生卡纳维罗的头部移植手术建议，而身体的捐献者则是一位脑死亡的病人，这倒是不难找。
只是在我们国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死者为大，稍微有点家底的家庭都会尽量把葬礼弄得体面些，更别说拿尸体这么折腾了，所以像这种超前的医学技术，缺的不是资金人才或者什么，而是没有合适的供体，没有那么多愿意献身的人。
科技带来的伦理道德争论实在是件很让人纠结的事。
我独自坐在走廊的椅子上，这么想着，柳韵已经匆匆向我走过来，我立即起身，她压低了声音对我说：“刚才和陈主任聊了一会，就是研究活肢体移植的主刀医生，他什么也不肯说，看来得我们自己去查了。”
“或者我挥刀自残，然后你把我送去做移植手术？”我开了个干巴巴的玩笑，柳韵显然没有被我的笑话打动，柳眉一挑，好像是要准备训我一顿的时候，我身后突然出来一阵嘈杂声，担架轮子滚动以及参差不齐的匆忙脚步声，伴随着某人高喊：
“麻烦让一让，病人要做手术！陈主任，陈主任在哪？！”
我下意识地看过去，刚好护士们准备把担架推进急救室，担架上躺着的是个女人，我清楚地看到她的身体右侧一片血红，整支右臂全部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