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中藻官拜内阁学士，是满州大学士鄂尔泰的得意门生，与以大学士张廷玉为首的一派官僚相仇。后来鄂尔泰去世，他失去了靠山，遭到张廷玉一派打压。于是胡中藻心中愤愤不平，写了诗集《坚磨生诗钞》。
乾隆帝厌恶胡中藻为鄂尔泰党羽，乾隆二十年，密令广西巡抚卫哲治将胡中藻担任广西学政时所出的试题及与诗文一切恶迹，严行查出。乾隆帝召集群臣，举出胡中藻《坚磨生诗钞》的诗句，如“又降一世夏秋冬、一把心肠论浊清”、“无非开清泰、斯文欲被蛮、与一世争在丑夷”、“相见请看都盎背，谁知生色属裘人”、“南斗送我南，北斗送我北。南北斗中间，不能一黍阔、虽然北风好，难用可如何”等。
乾隆帝亲自批驳：“一把心肠论浊清，加个浊字于国号之上，是何居心？”
他认为这些诗句都是讥贬仇视满清，于是他宣布要申扬国法，正尔嚣风，命令将胡中藻捉拿归案，将他的家属全部监禁，家产全部抄没。最后颁谕，胡中藻以凌迟酷刑处死，死去的鄂尔泰以私立朋党罪名撤出贤良祠。
又有王锡侯，本名王侯，因怕自己的名字犯忌讳于是改名锡侯。因为不满《康熙字典》为一家之言，花费十七年心血编成一部体例新颖的字典《字贯》，乾隆四十年刊行面世。书刊出之后，被王锡侯的同乡将此书以诬蔑康熙帝的名义告官。
经办此案的江西巡抚海成认为王锡侯是狂妄不法，便奏请先革去他的举人，再审拟定罪。乾隆帝尚未来得及处理，书辗转落到和珅手中，在《字贯》的序文，他看到康熙、雍正的庙讳及乾隆的名字和其他的字，不禁大喜，立即向乾隆帝参劾这本书。
乾隆帝大怒：“罪不容赦，应该按照大逆律问罪。”
下令把王锡侯处斩，子孙六人处死，全家二十一人连坐，妻媳及未成年之子为奴；并痛斥海成办事不力，革去职务交刑部治罪，海成的上司两江总督高晋，因为难辞失察之罪，一番痛骂后受到降级留任的处分。
江苏东台的举人徐述夔去世后，他的儿子为了纪念亡父而刊印《一柱楼诗集》。集中有诗句“举杯忽见明天子，且把壶儿抛半边”被指用壶儿比喻胡儿，被暗指满清。
还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后来乾隆帝称“用朝夕之朝为朝代之朝，不用上清都、到清都，而用去清都”，因此是显然有兴明灭清之意。乾隆四十三年，仇家蔡嘉树检举诗中辱骂清廷，于是酿成大案，牵连的人很多，只要是涉及到一柱楼诗者，均一个不漏地查过去。
乾隆帝指示：“徐述夔身为举人，却是丧心病狂，所作的《一柱楼诗》内系怀胜国，暗肆底讥，谬妄悖逆，实为罪大恶极！虽然此人已死，仍当剖棺戮尸，以伸国法。”
所以徐述夔与他的儿子已死也开棺枭首示众，两个孙子虽然携书自首，仍然以收藏逆诗罪处斩。他的两个族人徐首发和徐成濯，名字连起来是首发成濯，根据《孟子》“牛山之木，若波濯濯，草木凋零也”，因此认为这两人的名字连起来是首发成濯，是嘲笑清朝的剃发制度，以大逆罪处死。
连乾隆帝的宠臣沈德潜因为给徐述夔写过传记，又写过《咏黑牡丹》诗句“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尽管沈德潜已经死去多年，也被革其职，夺其名，扑其碑，毁其祠，碎其尸。徐家惨遭灭门不说，当地其他徐姓族人也被翻箱倒柜抄家，有些徐姓人逼迫无奈隐姓改名，把自己的祖宗牌位藏在马桶里以躲藏追究。
又有道学先生尹嘉铨官至大理寺卿，他的父亲尹会一是个道学家。乾隆四十六年，尹嘉铨已经退休回到老家河北博野，当年四月，乾隆帝西巡五台山回跸保定，尹嘉铨忽然发老来疯，一心要参加接驾盛典。然而竟然没有圣旨要传召他入觐，尹嘉铨灵机一动，想到老爹尹会一，便草拟两份奏折，一是请谥，二是从祀。要是皇帝恩准，不但博个孝子的名声，还能乘机出风头，于是派儿子将请谥奏折送去，自己呆在家中。
乾隆帝看到他儿子替他送上来的奏本，为父亲请谥，当即火恼了。于是提起朱笔批上：“请谥乃是国家定典，岂可以妄求？此奏本当交刑部治罪，念你为父亲的私情，姑且赦免你。如果再不安分居家，你的罪责绝不可宽待！”
而尹嘉铨接着又送上一本，请求皇上恩准他父亲从祀文庙。乾隆帝当即火冒三丈：“竟大胆放肆狂吠，不可饶恕！”
于是承办官员绞尽脑汁罗织罪名，给尹嘉铨扣上大不敬、假道学、伪君子等罪名，影响最大的是所谓的古稀罪。尹嘉铨自称为古稀老人，但乾隆帝说：“我称古稀老人，早已经布告天下，他怎么也敢自称古稀老人？杀。”
乾隆四十七，年生员吴英拦舆献策，则被凌迟处死。乾隆四十八年，李一《胡涂词》有语“天胡涂，地胡涂，帝王帅相，无非胡涂。”被河南登封人乔廷英告发，经查发现举报人乔廷英的诗稿也有“千秋臣子心，一朝日月天”句，日月二字合为明，这不是谋反又是什么？检举人和被检举人皆凌迟处死，两家子孙均坐斩，妻媳为奴。
乾隆五十三年，发生了贺世盛笃国策案。湖南未阳的老秀才贺世盛，多次参加科举都没有及第。他平时常替别人代写词状，又把道听途说的传闻和故事之类，拉杂地拼凑出一部《笃国策》，准备写成以后上京城投书，以求得一官半职。因为这本书上写了批评捐官制度的意见，这就成了妄议胡政，贺世盛被判斩立决。
其他涉及华夷、明、清字句的文字狱俯拾皆是。江西德兴的祝庭诤，为了教儿孙读书，自编一本《续三字经》，被人告发。官府查抄发现书中对“对帝王的兴废，尤其大加诽谤”，像写元朝有“发披左，衣冠更，难华夏，遍地僧”句，衣冠更是指改穿着，难华夏是华夏遭难，遍地僧是全部光头，虽然说是元朝，被认为是影射当朝。于是判祝庭诤开棺戮尸，十六岁以上子孙辈斩立决。
江苏兴化人李驎《虬蜂集》中有“杞人忧转切，翘首待重明”；“日有明兮，自东方兮，照八荒兮，我思孔长兮，夜未央兮”句，被认为故意影射，定为叛逆大罪。张缙严在给刘正宗诗稿作序中有一句将明之才等，被定为逆案。杭州卓长龄着《忆鸣诗集》，鸣与明谐音，被指为忆念明朝，图谋不轨。乾隆帝对卓氏一家深恶痛绝，称他们：“丧尽天良，灭绝天理，真是法理有所不容。”
方芬《涛浣亭诗集》内“问谁壮志足澄清”、“蒹葭欲白露华清，梦里哀鸿听转明”，也惨遭死刑。有个刘三元，本就疯癫，有一天失口对人说：“我乃是汉室的后裔，要众官扶持。”这个疯子因此得罪被杀。
有些字句是专制帝王的专用品，如果不慎误用了这些字句，就是僭越犯上。山西王尔扬为别人父亲作墓志铭，用了皇考两字，这是习惯用语，屈原《离骚》和欧阳修《泷冈阡表》内都称父亲为皇考，却被喝斥为于考字上擅用皇字，实在属于僭逆。
江苏韦玉振为父刊刻行述，其中有“对佃户的贫穷的人，赦不加利息”，不料赦字只能由皇帝使用，韦玉振被指责胆敢竟用赦字，殊属狂妄。湖南监生黎大本为母亲做寿，祝寿文内有女中尧舜等字句，被斥为拟不于伦，谬妄干分，黎大本充军乌鲁木齐。
湖北秀才程明諲为人作祝寿文，内有“绍芳声于湖北，创大业于河南”，创大业被曲解为想做皇帝，程明諲语言悖逆，斩立决。其他触犯庙讳、御名以及提到皇帝应该换行抬写而没有换行抬写，因此获罪的，不胜其数。有一个河南人刘峨，编印《圣讳实录》一书出售，本来是为了告诉人们应当怎样避讳，所以把应避讳的清代诸帝的名字各依本字正体写刻，却被控大不敬，惨遭斩首。
乾隆时候的文字狱，有不少的案件，甚至是因为向清朝统治者歌功颂德、献书献策，不过因为马屁拍得不得法，犯了忌讳，也会遭到杀身之祸。直隶容城一个走江湖的医生智天豹，编了一部《万年历》，祝颂清朝国运久长，其中说：“周朝只有八百年天下，如今大清国运，比周朝更久。”
可是这万年历中把乾隆的年数只编到五十七年为止，犯了大忌，被认为是诅咒乾隆帝短命，罪大恶极，人人发指，非碎磔不足以蔽辜，结果将智天豹处死。还有个冀州秀才安能敬，写了一首颂扬清朝的诗，其中有：“嗯荣已千日，驱驰只一时，知主多宿忧，能排难者谁。”
这四句诗被曲解为咒骂皇帝有忧有难，无人辅佐，其实就像安能敬自己在审讯时所说：“原本要竭力称颂，无奈说不上来。”顶多是颂诗写得不好，哪里是什么讥讪诽谤呢？
著名学者全祖望着有《皇雅篇》，叙述清世祖得天下之正。但全祖望的仇家却向乾隆帝控告说，全祖望文内有“为我讨贼清乾坤”之句，居然冠贼字于清字之上，大逆不道。全祖望几乎遭到陷害，因为朝廷官员为他辩解，才得以幸免。
直到乾隆末期，文字狱才较为放宽。这主要是清廷统治日益腐败，各族人民纷纷起义，清廷连镇压起义都来不及了，顾不上在文字上吹毛求疵、无中生有。
显然像这类的案件，如果都要彻底查究的话，势必是案件积山，株连甚众，将不胜其扰。在各族人民拿起武器、纷起反抗的时候，清廷不得不稍稍收敛，对文字犯罪，也不得不从宽处理了。但即使如此，直到嘉庆年间，文字狱的阴影仍笼罩着文坛，知识分子余悸尚存，所以龚自珍有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以及万马齐喑亦可哀的叹息。
至于乾隆年间修的《四库全书》，就更是搞的彻底，全国图书都要进献检查，不仅不利于满清的文献被禁毁，连前人涉及契丹、女真、蒙古、辽金元的文字都要进行篡改。查缴禁书竟达三千多种，十五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七十万部，禁毁书籍与四库所收书籍一样多。
明清之际，黄道周、张煌言、袁继咸、钱肃乐、顾炎武、黄宗羲、孙奇逢诸人的著作，均为例禁，后来才稍稍放宽有些人的著作。但是对钱谦益、吕留良、屈大均、金堡以及戴名世、王锡侯、尹嘉铨诸人的作品，查禁特别严厉。
连宋应星的科技著作《天工开物》也因为有碍于愚民而禁毁，文字狱如此之彻底，一篇吴三桂的反满檄文，竟然在中华本土湮灭二百多年，二百多年后才从日本找出来。
中华历史上的民族政权交替时代有过，但从来没有一个像满清统治者这样，彻底摧毁中华的衣冠、服饰，彻底绞杀中华的民族意识，从精神上到肉体上彻底把中华弄成完全顺服的走狗。满清统治者非唯酷毒暴虐、戾于刑狱；工于心术而极力摧残中华，尤其中华士人的民族意识。较之前代的外族统治者，更加阴险、卑劣、刻毒。满汉的界限的不是书是辫子，是砍了古人的许多的头，这才定了的，到有知识的时候大家早忘了血史。
《四库全书》所收古籍许多经过篡改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与清代统治者利益相关的明朝人的文学和历史作品遭到大力剿灭，而且殃及北宋南宋。《四库全书》的编纂者对于反映民族矛盾、民族压迫和民族战斗精神的作品尽量摒弃和抽毁，对于不能不收录的名家名作则大肆篡改。
如岳飞《满江红》名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胡虏、匈奴在清代是犯忌的。于是《四库全书》馆臣把它改为“壮志饥餐飞食肉，笑谈欲洒盈腔血。”
张孝祥名作《六州歌头·长淮望断》描写北方孔子家乡被金人占领：“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膻腥犯忌，改作凋零。陈亮的《水调歌头》词云：“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耻臣戎犯忌，改作挽雕弓。
还有更荒谬的，辛弃疾的《永遇乐》中的“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被改作人道宋主曾住。寄奴是南朝宋开国皇帝刘裕的小名，宋主可以说是他的尊称。这两句的格律也应作仄平，两个字的音也都是仄平，改为宋主并不涉及音律问题；寄奴二字也与清朝犯忌的胡、戎、夷、虏等了无关涉。
那么为什么还要改呢？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用小名称呼帝王，做惯了奴才的《四库全书》馆臣看到就感到别扭，因此即使没有违碍之处也要改。这是多么自觉的奴才态度。《四库全书》不仅藏在内廷，而且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中国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至于那些奴才走狗们说什么根据《高宗实录》，这个《四库全书》是乾隆帝亲校，纪晓岚亲自三校。这除了给出版界、学术界增添些笑料还能说明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