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走向昏庸
万历终于出了一口恶气，可以扬眉吐气重新做人了。张居正和李太后，包括冯保同志煞费苦心，都是为了让他成为一个好皇帝，成就一番大的事业，没有一点的私心，与他们的愿望相反，但万历不领情，刚一亲政就采取如此巨大的行动，张居正在天有灵也会后悔自己图的是什么？
万历受过良好的教育，政治智慧一点也不比别人差。他亲政后，壮志凌云，决心大展宏图，只可惜眼高手低，无法担负起治国安邦的使命。性格决定命运，懒惰性格没有常性不愿付出，没多长时间，就把朝廷弄得乌烟瘴气，乱作一团。
万历的一生，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由隆庆六年(1572)六月即位，至万历十年(1582)六月张居正去世。这个时期，任用张居正，使大明王朝转危为安，是大明王朝的中兴时期。实际主持朝政的是张居正。在慈圣皇太后的支持下（就是李太后），重大决策都是由张居正来制定和实施的，张居正后期，执政的时间长了，权势大了，不愿意让万历插手政务，只有在一边看的份。张居正、李太后最大的错误就在于没让小皇帝早一点直接参与政务，到在张居正的去世才进入。张居正突然去世，李太后也不再过问政务，当起甩手掌柜，养尊处优。万历真正开始了亲政，三座大山轻易地被移开，年龄已届二十，有一种被解放的感觉，高声唱起“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翻身的人民好喜欢”，手舞足蹈，翩翩起舞，不知道怎么发飙才好了。他也产生一种希望，就是要迅速摆脱张居正的阴影，发泄胸中久受压抑的情欲，不受任何拘束地实现权柄自操，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为所欲为了。
万历身上具有皇家的血脉，在张居正和李太后的教导下学会了御人之术，统治手腕，在亲政之初运用的还是非常好，就连一代名相申时行也畏若寒蝉，言听计从。他的自信心还是很强的，在查没张居正的家产，打败了张居正阵营后，得到满足，他也下决心要好好干，竭力想证明自己，向世人证明并不是离开张居正就不行了，他要另行一套，同样也能使天下大治，还干得更好，会轻而易举地成为一代明君。
万历亲政后与张居正反其道而行之，凡是张居正支持的，拥护的，他就要反对。张居正推行的改革，虽有利于国计民生，但在相当程度上不利于官员个人，他就发挥这些人的积极性，用这些人来清算张居正及其党人，伴随着清张运动的不断升级和扩大化，一场以否定万历初年的改革为目的的风潮又随之而起。他一定要和张居正做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都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都要反对。”对张居正的一切方针路线，一切治理国家的措施和制度，不管对错，是否有益于国家一概否定。万历十一年(1583)五月，以率先揭发冯保的罪行而深获万历信用的御史李植，受命巡按畿辅，途中未能享受到改革前那种乘驿的待遇，自己花费不少，感到十分不舒服，心里非常愤恨，回京后便向万历上本，提出驿传裁革过苛，要求恢复官员的待遇，万历不管对错，也不进行调查研究，马上表示同意。
改革驿递是张居正厉行节约，减轻国家和沿途老百姓的负担所进行的一项改革措施，改变了过去官员们到驿站胡作非为，无节制的索要财物的情况，沿途的老百姓深受其害，这一项改革措施使官员的奢靡风气有了很大的改观，减少了国家无谓的支出，也极大地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制度的改变，沿途的老百姓又背上了沉重的负担。张居正的办法就是不许公款消费，想消费也行，自己拿钱，喜欢公款吃喝的诸君当然不乐意。
万历又忽然想起了早年裁革京省冗职一事，不知道是出于什么考虑，或许是为了争取人心吧，就决定将原来裁革归并事务的，再依裁革前所分职掌管，又恢复各自的官职，张居正好不容易精简的机构和人员，又恢复原样，本来就庞大的官僚队伍又因之而臃肿起来。万历犯糊涂了，张居正已经做了恶人，你一退六二五不就结了，何苦为自己揽下如此沉重的经济负担，让国家财政不堪重负呢？
奖惩大权是皇家的一个利器，对统治国家，发挥手下人的才干和积极性大有好处，不能随便使用。为了让文武百官、勋戚权贵感受到皇恩浩荡，封爵名器成了他随意赏赐之物，不管功劳是否相配随便赏赐，不当赏的要赏，该罚的又不罚，致使朝纲法纪陷于混乱。万历皇帝的赏赐一律按个人的好恶和政治立场来区分。凡是与张居正关系密切或者重用的人，不管有无才干，对朝政有无影响一律进行处罚，而对过去张居正打压得人或者反对张居正的人，清算张居正有功的人一律重用。他有一腔的雄心壮志想干成一番大事业的。可惜他的方法不对，心胸狭窄，注定他不是一个干大事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