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政总局的李尚民拿下了京城首虎王治馨，各地的廉政局也加大了反腐的力度，一时间全国的老虎和苍蝇都打了不少，知足的民众欢呼雀跃，都盛赞李经述英明。但是，一些有思想的知识分子，对政府没有从制度层面彻底把权力关在笼子里表示不满。
那天，在总统府办公室，廉政总局局长袁世凯敲门进来，把一份申报摆在了李经述的面前，其中的“自由谈”栏目发表了一篇言辞激烈的批判文章《我们的时代》：“我们的时代，人民为一只只老虎和苍蝇因反腐的倒掉而欢呼、麻木。我们每个人都在逃避时代所要我们面对的责任，即主动、自由、理性、迅速地采取行动，督促政府彻底把权力关进笼子里。
我们的时代，国家的国际地位大大提高，这是事实。我们的经济获得巨大成功，这也是事实。我们的军队，在亚洲和西伯利亚的战场取得空前的胜利，这是事实。我们的反腐事业，获得巨大成就，这还是事实。但是，政府部门的那些**的老虎和苍蝇，他们位子上没有约束的权力，依然任何改变，换了一个人上台，还是可能贪污**，这也是事实。
我们的时代。每天都能从报纸上，听到同一个主题的不同表述：有关我们的国家和经济多么繁荣，我们的时代，是多么伟大，我们的人民，多么幸福，我们的梦想，明天一定能够实现。但是，我们谁都明白，我们的国家还并没有真正的强大繁荣。我们民族每个人巨大的创造力和精神潜能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发挥，企业长期靠着贬损劳动者的尊严，政府靠着畸形的房地产市场和大规模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我们正在浪费子孙后代的能源，我们污染了祖先馈赠给我们的土地、河流、森林，甚至空气。
到今天，我们并不需要统计数据，也能明白：数千万青年在大城市里背负着几十年的银行贷款，每个月为了偿还银行高额的利息而毫无尊严地活着，几千万的农民工，在城市的工地、在工厂的流水线没有任何保障地干活。我们国家的纳税人，只有纳税的义务，还没有相应的权利。
这些还不是主要的问题。更糟糕的是，我们生活在一个道德上被污染的社会之中。我们习惯于口是心非，学会了不去相信任何东西，学会仅仅关注自己。这样一些概念，如爱国、民主、自由、爱、友谊、怜悯、谦卑或宽容失去了它们的深度和尺度，在这娱乐至死的时代，它们显得滑稽可笑。老人倒地不赶去扶助，家人病了没钱去医院，这不是个别的现象。
这一年，时间过得很快，而新时代的到来，似乎又来临得特别慢！有些人，还将自己或者别人当作一个赚钱的工具，我们的人民被驱逐至某些巨大畸型、嘈杂、有刺鼻臭味的机器旁边，沦为其齿轮和螺丝钉。
我们的社会，有太多的敌人，那些都是我们自己的恶习：漠视公德、空虚、个人野心、自私和内斗。无论何时，无论何地，我们的同胞，在听到世上有人认为自由高于生命，责任超越物质，希望能战胜强权，都会感到新奇，那样的世界是什么样子？但这，也是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为我们的子孙后代，保留这世上仅存的最后一点希望！”
这篇文章署名“鲁迅”。李经述看到这个名字，很熟悉，再看了这篇文章，一气呵成，思想一如既往的锋利，像一把匕首。于是问袁世凯：“这个鲁迅，是笔名吧？查到这人是谁了吗？”
袁世凯点点头，说：“大总统，鲁迅在文章中影射你是秦始皇，很多议员看了这文章都很气愤。俺命人查了一下，鲁迅是浙江绍兴人，1886年入私塾。1898年往南京考入江南水师学堂，改名为周树人，同年十一月因不满该校乌烟瘴气的校风，愤而辍学，随后考入京师大学堂，他一贯大胆感言，现在教育部任职。俺已经吩咐教育部将他停职。今天俺特来请示要不要把他抓起来。”
“周树人？哦，果然是他。”李经述说：“抓他干什么？”
“怎么？大总统你认识鲁迅？”见李经述的面色有变，袁世凯有点惊讶，问道。
“岂止是认识？我读过他很多文章。”李经述笑着说，他想起了一个有趣的话题，鲁迅要是在现代社会，会不会被抓起来呢？不过他这时肯定是不会派人将鲁迅抓起来的，李经述毕竟访问美国时就搞懂了什么叫批判精神。他问袁世凯：“鲁迅现在住哪？”
“就在西三条21号。”袁世凯搞不懂李经述为什么会认识鲁迅这么一个小人物。
知道了鲁迅的住址，李经述忽然起了兴致，打电话给总统府卫队队长大刀王五，让他派了八个心腹，一起便装坐马车去西三条21号拜访鲁迅。
鲁迅毕业后在北京，实际上过的也是“北漂”生活，刚开始在中华帝国政府教育部任职，只是一个小职员，薪水不高。刚开始鲁迅买不起房，住在菜市口南半截胡同西的绍兴会馆里，会馆因失修多年，桌椅陈旧，蚊虫遍布，人员杂乱。鲁迅住的房子，是绍兴会馆内的藤花馆西房，为避免喧闹，他后来移入补树书屋。这小屋失修多年，床板上满是臭虫，咬得鲁迅夜夜不能好眠，没办法，便只好在书桌上睡觉。他对这样的住处十分不满意，经常写日记说自己因环境嘈杂，“辗转不得眠，眠亦屡醒”。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一个人住了三年，期间也兼职给各大报馆写文章赚取稿费，补贴家用。
鲁迅的文笔老辣，自成一格，稿费渐渐多了，才搬出绍兴会馆，在新街口附近的八道湾11号院购置新宅，将绍兴老家的母亲及三弟周建人眷属接到了此处，总算在此处一家团圆。后来，他的二弟周作人也从日本留学归国，还带回了日本妻子羽太信子，和他们同住。不久，鲁迅与周作人便因家庭经济纠纷和私人原因失和，搬出了八道湾，周母也迁出八道湾与其同住，鲁迅便购置了在北京的第二套住宅——西三条21号。
李经述到了西三条21号，发现这是一个典型的四合院。南房三间是会客室兼藏书室；院内东西各一间杂房；北屋三间，中堂是餐厅，北面接出去一小间平顶屋子。在后园，便可以看见墙外那两株著名的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鲁迅对李经述的突然造访，很是惶恐，行礼过后，拿出一叠手稿，解释说：“大总统，我的文章，发给《申报》时有五千余字。结果刊登出来，被编辑删改到两千余字，惹出风波，实在惭愧。”
李经述笑着说：“现在并非工作时间，我来拜访，主要是看看你的近况，并非来追究你的责任。听说今天你被教育部停职，都没有去上班。”
说完，李经述仔细打量了鲁迅一番，他光溜溜滑滑的皮肤，大大俏皮的眼睛炯炯有神，黄里带白的皮肤，瘦瘦的身体似乎如同大病愈初的病人一样，身穿着光亮的丝绸长袍，衣服上绣着乌篷船的图案，一看就是江浙一带的人。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的头发，一根根直直地竖着，没一根是耷拉着的，都那么长，头顶是一片“茂密的森林”。
鲁迅咳嗽了一声，说：“今天心情烦闷，我和几个朋友，一起去琉璃厂逛了逛，淘了几本古籍。”
“听戏、吃小馆、逛琉璃厂”，是当时文人的三大爱好。琉璃厂作为北京文化一条街，至今已经有几百年历史。这里原本是元明清三代烧制琉璃瓦的窑厂，到了清朝。便成了古籍、古玩店铺的集中地，各地进京考试的学子也多住在附近。于是举凡与文人墨客有关的南纸、笔墨、雕板、镌碑各行业，也蜂拥而至，遂使这条街成为文化荟萃之地，并且久盛不衰。鲁迅经常去琉璃厂采买图书、碑帖。那天逛完琉璃厂，鲁迅还去附近杨梅竹斜街上的东升平浴池洗澡理发，沿着铁树斜街行至大栅栏西街，寻觅美食。
李经述又看了鲁迅一眼，他的头发确实变成了“短寸”，胡子刮得干净，整个人看起来精神了许多，笑道：“你这种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勇气，十分难得。你说中国社会的病根不是道德滑坡，而在于权力制衡制度缺失，我比较认同。”
鲁迅见李经述一点也没生气，心里忐忑的石头才落了地，跟李经述放开了侃侃而谈。
李经述想试探一下鲁迅的才学是否跟历史上那样厉害，要重用他，便虚心请教道：“看你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经常针砭时弊，有个问题我正好请教。有些国学大师现在提倡国家用儒教来统治中国比较好，像几千年的历史上一样。你觉得这样行吗？你个人觉得传统文化有哪些是脏水？我们年轻人该如何对待传统文化？”
鲁迅笑了笑，幽默地回答说：“大总统，你这哪是一个问题，是三个问题。我觉得，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确实需要共同的道德和文化价值观，但是，我认为，政府不需要也没必要精神统治。********的国家，从来都是恐怖的统治！即便是宣扬自由、平等、博爱的基督教，也会造成黑暗的中世纪。国家只能通过宪法和法律，来保障公民的信仰自由。为什么呢？思想的统一，对于一个军队来说，是必要的。但是对一个社会来说，就是灾难，中国汉代独尊儒术，结果几千年来思想禁锢，在近代远远落后于西方。人们的思想，如同树木一样，只有自由享受阳光，才能枝繁叶茂。所以我提倡年轻人要自由思想，**精神，这样我们的民族才会有未来！”
李经述点点头，说：“听说你现在是很多年轻人的意见领袖，我希望你要明白，中国现行的体制和机制，需要改革和完善，特别是反腐和法治，这不存在争议。我们也决心继续深化改革，但绝对不可能把制度推倒重来，稳定发展经济这条道路，是无数中国先烈用鲜血和智慧走出来的，这是中国改革的底线。不明白这一点，任何的争论都没有意义。对改革来说，不需要烈士和英雄，只需要理性的经济学家和有远见的政治家。年轻人不明白这一点，只会浪费生命或自毁前程，最终人民被骗到水深火热之中，就像太平天国的农民。”
鲁迅点点头，若有所思，道：“不过现在搞工商立国、市场经济了，社会上很多人说中国人两眼只盯着钱看，什么都是为了钱，没文化，我很痛苦。”
李经述回答说：“其实，我们需要明白，工业文明本身就是文化，市场本身就是文化。市场经济的社会，是一种以服务换服务的社会，每个人必须有一技之长，为别人做些什么才能生存。合理合法赚钱，是市场经济最高的道德，也是最大的文化。我到美国访问，参观过许多工厂，比如汽车公司，可乐公司，每次参观完，都很感慨，生产设备和流水线让人惊叹，工业文明，哪一个螺丝，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但工业文明，还真不是一群道德家和文学家能创造的。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真正有理念的企业家。中国几千年来重农抑商，很少有传统的知识分子会意识到，从一个农业社会发展到现代工业社会，中国传统文化急需补上商业伦理的短板。很多传统知识分子。感叹中国人现在没有文化追求，大家都只忙着挣钱，认为挣钱跟精神追求水火不容，这跟传统的‘无商不奸’思维一脉相承。其实美国人当年也被欧洲人嘲笑为没文化，基本上没有什么诗人。但是，之后的两百年，美国人用行动证明了：在实践中产生的文化，比任何传统知识分子头脑中的抽象的文化更有生命力，商业伦理本身就是人类精神文明的重要部分。契约精神，等价交换，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背后的精神。就是为别人服务，背后就是自由、平等。现在是和平时期，我们要正视现实，深入考察中国的传统文化，看看哪些是跟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哪些是不适应的。一群最没文化的商人建立了美国，成了很多人向往的人间天堂。我们也有理由相信，中国的文化，能在市场经济的实践中，革新自己，拥抱世界，走向世界。”
鲁迅想不到李经述也有如此深刻的思想，道：“大总统的见解很独到，我要消化一下。”
李经述点点头，道：“你明天还是回教育部任职吧，我有更适合的职位交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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