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经述一行人匆匆赶到开封府，天色已近黄昏，他们又累又饿。到了府衙仪门，袁世凯报了身份，门房称巡抚大人正在后院和家人吃饭，他马上进去通报。
“不必了，我们这就去见你们家老爷！”李经述抬头看天，天空还残余几丝残云，心想李鹤年这点就吃晚饭，还真是“饱汉不知饿汉饥”，加之刚在路上得知开封境内六县均未开仓放粮赈灾，李经述对李鹤年“清廉”的印象大打折扣，心生一股怒气，让门房不必通报，直接让袁世凯带人在前面开路，他准备去好好羞辱一番这不知体恤民情的河南巡抚。
李经述到了府衙后院，只见院子中间摆放了一张大的方桌，胡须花白的李鹤年身穿打了补丁的旧官服，正和十二个家人围坐方桌吃饭。见李经述怒气冲冲带官兵闯进来，放下筷子，站起身来问道：“你们是何人？”
李经述亮出腰牌和李鸿章的亲笔信，表明身份，李鹤年行礼道：“下官不知提督大人驾到，未曾远迎，失礼失礼。”
李鹤年的官阶，当时是河南巡抚加右都御使衔，和李经述的提督官职同级，但李鸿章是钦差大臣，李经述又是钦差特使，所以李鹤年自称下官。李经述听了，也没跟他客气，走到桌子旁，出语讽刺:“本官一路上看见大人的治下，饿死的饥民成千上万，李大人倒是在这敞亮的府衙后院开小灶，吃得欢呢。这么早吃晚饭，也不怕把自个噎着…”
李经述的话没说完，自己就先噎着了，惊讶得说不出话来：他走上前去，本想看看李鹤年和家人到底吃什么山珍海味，结果，他发现偌大的桌上，就一大盆飘着泛黄玉米渣的稀饭，上面浮几片黑绿的苦菜叶，那稀饭清透见底，李经述在稀饭里都能看见自己的身影。
李经述再一看李鹤年的家人，他的两个儿子瘦得只剩皮包骨，三个孙子也一个个面黄肌瘦，李经述的内心大受触动，这堂堂一省巡抚，家人竟都如此，可见河南灾情有多严重。他这才知道，李鸿章对他说李鹤年是一名清官，这是千真万确的事，自己误会了。
李鹤年听了李经述的话，知他误会了，便解释道：“下官不才，如今河南逢此千古奇灾，是铁石心肠亦当泪下。老夫刚下乡察看灾情，并非在吃晚饭，而是我和家人的中饭，我们现在一天就吃一顿，剩余的口粮，都拿出去接济饥民了。李公子见笑了。你们还没吃饭吧？要不一起来吃点。”
李经述听到此，知道李鹤年是个大清官，为自己刚才的莽撞大为羞愧，赶忙认错致歉。但他依然不解地问:“河南上报的‘常平仓’，据说有九十五万余石谷。灾情如此严重，李大人为何还不开常平仓赈灾？”
李鹤年摇摇头，叹息道：“贪官污吏害死人呀。下官这三个月来，一直在核实全省的常平仓储量，发现各地虚报严重，实际粮食不足上报的十分之一。下官一得知了这个消息，马上就上奏了朝廷，将这些虚报的官员免职入狱，但这于事无补，河南现在十户之中，受灾的有六户，加上很多农民种植了罂粟，手里没有余粮，下官想等到冬天再开仓。不然，天寒地冻，老百姓会大批饿死。”
李经述一听，粮食产量放“卫星”，从古到今，都是无良官僚的制度性腐败，即便李鹤年是包青天再世，也改变不了河南现在的灾难。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是，农田种植了罂粟！因为晚清时同种植粮食等农作物相比，种植罂粟、生产鸦片的比较效益高得多，受利益驱动，贫穷无靠的农民纷纷改种大烟。一时之间，全国各地，无论是大江南北，黄河上下，还是长城内外，漠北滇南，罂粟花到处开放，摇曳生姿，加重了各地的灾情，这才饿死了很多人！
李经述这时才了解到，历史上林则徐禁烟是一大功绩，但他死后，烟土并没有从中国禁绝，上海的《申报》还登载了《抑弛自种鸦片烟土禁论》的文章，提出了全面弛禁，广泛种植、生产鸦片，课取重税，以增加国库收入、限制吸食的主张。直隶总督李鸿章在同治十三年也奏请弛禁，以抵制洋烟的涌入，“既不能禁英商之不贩洋烟，即不能禁华民之不食洋烟”，而禁止内地各省种烟，势必使洋烟四处贩卖，掠取厚利。因此，应“暂弛各省罂粟之禁，而加重洋药之税厘，使外洋烟土既无厚利，自不进口”，这样“不但夺洋商利权，并可增加税项”。当时李鸿章官高权重，提出的主张又冠冕堂皇，似乎切实可行，因此影响很大，以至于弛禁的主张左右当时政局，种植鸦片终于被清廷允许了。刚开始中国内地不少省份私自小规模地种植，后来，在弛禁的呼声和官员的默许、鼓励下，罂粟的种植迅速发展，全国各行省在都种植罂粟，清廷对土烟收税，但较洋烟税率为低，从而鼓励了土烟生产，到光绪十一年，清廷规定洋烟每百斤收税银86两，而对土药征收60两。云南、贵州等地罂粟的种植面积几乎占了农田面积的一半，陕甘晋等西北地区干旱少雨，这里的气候条件也适宜罂粟的生产，还有山西省鸦片种植、产量都很大。河南、山东的鸦片产量也不少。
李经述听李鹤年讲起河南灾情，心想清廷实施的“以土抵洋”的鸦片政策，无疑饮鸠止渴，鸦片烟不仅毒害百姓，而且遇到大灾之年，北方的粮食远远不够吃了。事已至此，只有向外求援了，于是李经述对李鹤年说：“本官在路上就已经看到有村庄饿死人了，你赶紧组织官差开仓放粮。我马上奏请中堂大人，把江南的漕粮和东北的库米运来支援灾区。”
和李鹤年交接完赈灾的事，安顿好了容雪，李经述和袁世凯带四十骑兵，连夜赶回陈州府。到了袁寨门前，发现袁寨的寨门紧闭，袁世敦亲自带着团练在炮楼上放哨望风，他们手里拿明晃晃的刀子，背着洋火铳，守在土炮旁。
袁寨前围了一千多个灾民，黑压压全是人头，李经述一看，这些人也并非暴徒，有一半是抱小孩的妇女，嘴唇开裂，有的掏出干瘪的****，让饥饿的孩子含在嘴里，但没有奶水，孩子饿得不行，咬出血来也无济于事。有一位中年农民，摇摇晃晃像喝醉了酒，被一阵风吹倒后，四肢着地爬行，没力气站起；一位母亲肩上扛着快死去的儿子，嚎啕大哭。再往前走，看到两人躺在地上，一动不动，不知道断气了没有。
此情此景，让李经述彻底认清了现实：中国将近四万万农民，还要靠老天爷赏饭吃，对他们而言，被命运捆绑在土地上，即便作牛作马，也要让家人有口饭吃，不至于饿死，这才是天底下最最重要的事！什么民主，什么自由，什么平等，都要等到吃饱肚子之后才考虑的事！！
见到眼前悲惨的一幕幕人间惨剧，李经述和袁世凯面面相觑，李经述对袁世凯说：“我估计这些灾民是饿极了，才到袁寨来。你回去劝说一下家人，要是有余粮，先拿出来给灾民们分点，我按照市价给你买下来！”
“中！”袁世凯红了脸，点点头，说：“俺们袁家世受皇恩，救济灾民，也是理所当然！”
“大爷，赏点吃的吧。”这些灾民看到李经述、袁世凯身穿官服，骑着高头大马，身后还有一队背着火枪的骑兵，可怜巴巴喃喃自语，让开了一条道。袁世凯他们没受到多少阻拦，就进到袁寨，主持家政的袁世敦赶忙下炮楼来迎，一见到袁世凯，就像遇到了大救星，拉着袁世凯的手说：“四弟，你可回来了，这次带回了多少人马？外面的饥民你看到了吧，上千人呢，在袁寨外已呆了快两个月，赖着不走，俺派人报官，官兵来驱赶了两次，他们就是不肯走。”
袁世凯黑着脸，没有回答袁世敦，反问道：“大哥，这就是你在家书中说的官兵弹压不力？”
袁世敦在家书中确实夸大其词，他替自己辩解说：“刚开始来袁寨乞讨的灾民少，几十个人，我们袁家一向乐善好施，还能搞点稀粥救济；现在灾民越来越多，上千人了，袁寨的粮食自给也不够了，你赶紧想办法赶走他们，不然日久生变，那些饥民可不管什么王法，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做得出来！”
袁世凯问：“袁家还有多少储粮？”
袁世敦见袁世凯只字不提赶灾民走，反而问起家里的粮食，起了疑心，道：“四弟，你又不住家里，问这干什么？我们袁家虽分了家，但如今是荒年，我们不能眼睁睁看着家族里谁被饿死，所以袁寨现在有一百来张嘴要吃饭，储粮估计只能熬到明年夏天。”
袁世凯坚定地说：“开仓放一半的粮吧，明年开春俺想办法再买。”
袁世敦一听不乐意了：“四弟，你开什么玩笑，这可是我们一大家子人的救命粮。今年北方九省大灾，粮食一天一个价，有钱也不一定买得到。”
袁世凯说：“如果不放粮，恐怕外面的饥民，熬不过今年冬天，就会一把火烧了袁寨。”
“这就是我为什么写信给你求援呀，你派兵把他们赶走！”袁世敦说，“俺们自家人都顾不上，哪有余粮救济别人。别人饿死了，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今年饿死的人那么多，我们救得过来吗？”
袁世凯摇摇头，对袁世敦说：“那些人都是手无寸铁的灾民，俺怎么派兵去赶？更何况，李公子还在外面看着呢。”
袁世敦见弟弟竟然不肯帮家人的忙，大怒说：“好呀，四弟，你当了大官就忘了本！你到外面耍威风去，这个家还是俺作主！俺绝对不会把家人的口粮送出去。谁要敢进来抢，俺就让家丁格杀勿论！”
袁世凯面色平静地说：“你说这话已经晚了。俺刚进寨时，就已命人去开袁寨的粮仓了。俺会向李公子禀明，说是你自愿捐给灾民的，说不定还能给你请功捐官！”
“俺才不稀罕当啥破官呢！”袁世敦一听袁世凯已经派人去开仓放粮，赶紧跑到后院的仓库。袁世凯已和管家打开一半的粮仓，带兵在分袁家的粮食，灾民们在排队领小米。
袁世敦气得七窍生烟，把管家叫上前来，劈头盖脸大骂一顿，还让袁世凯马上走人：“这个家，从此不欢迎你！”
“中，俺这就走！”别看袁世凯在外面很风光，但因为是庶出，在家里袁世凯并没啥地位，面对暴怒的哥哥，他只好收拾东西走人。不过袁世凯临走前，告诫袁世敦，说：“哥，你好自为之吧，俺开仓放粮，也是为了家人好！在这大灾之年，手里抓着多余的粮，很可能会惹祸上身！”